随着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大学的定位日渐清晰，学术自由逐步得到了弘扬，尤其是在现代权利语境的促使下，涉及到教师、学生、社会等多元主体的一系列问题，均被以“权利”的名义提出，并经历了数次较有影响力的诉讼，高校成为诉讼中的当事人，而大学管理是否“有理有据”（即合理合法）成为衡量大学管理正当性的重要标准。基于此，高校纷纷重视内部规章制度建设，并将其实体与程序合法性作为规章制度适用的法定标准。在现实需要的紧蹙推动下，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高校重视内部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国家基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定位与发展，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作为高校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现代大学制度的时代意蕴

　　作为植根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大学制度建设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密切相联。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各种观点众说纷纭，有较有代表的大学内外关系体系说、大学精神与行为中心说、大学行为能力中心说、主体权利义务中心说、结构功能规则体系中心说、属性说等，尽管学者论述的角度不同，但均涉及到以下层面：第一，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需要处理好大学与其外部主体（诸如政府、市场、社会等）的关系；第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第三，现代大学制度强调大学应当回归“学术”的本来面貌和应有的精神，以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等为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第四，现代大学制度旨在凸显大学的独立法人地位，要求大学的设立与运行应当遵循权利义务原则，体现大学的特定属性。

　　（一）现代大学制度的当代内涵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和依法治国方略下依法治校的现代语境，应从以下方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1．现代大学制度是现代大学的制度根基

　　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实体，其设立、运行与发展均离不开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大学制度是现代大学存在的制度基础。如果没有现代大学制度，如同“无规矩不成方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将无从建立。因此，现代大学从设立到终止，均与现代大学制度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大学制度先于现代大学而产生。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任何大学的设立均有其特定的目的和办学宗旨，且在相应的历史时期承载着向社会输送人才和提高民众素质等教育的使命，这些粗糙的构架尽管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但对于捍卫大学精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立足于现代社会，现代大学制度为现代大学的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但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伴随着现代大学的发展历程的。

　　2．现代大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主体

　　尽管现代大学制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从宏观层面来看，现代大学制度是以大学为核心的，其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在于确保大学的设立、运行乃至终止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因此，虽然大学的运行涉及到多元主体，但现代大学制度对包括大学在内的各个主体权利义务的规定，其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在于保障大学能够成为独立的主体且按照其设立宗旨自主地开展办学活动。

　　3．现代大学制度应凸显大学的学术本质

　　学术性是大学的根本特质，具体表现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两个层面。从主体的角度来讲，现代大学制度应当确保大学的活动不受其他主体的非法干预，保障大学自治；从行为的角度来看，学术自由堪称大学的灵魂，现代大学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大学享有教学、科研的自由权，尤其是应当为大学营造活泼、开放、自由、浓郁的学术环境和氛围提供制度保障。

　　4．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态具有多样性和特色性

　　一方面，现代大学的运行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完备的规则作为运行的依据，这就决定了现代大学制度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建设，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与我国当代的国情相适应；另一方面，应不断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开阔的视野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建立适应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民族特点的现代大学制度。

　　（二）现代大学制度的特征

　　1．现代性

　　如前有学者指出，现代大学制度应当立足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应当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相适应，充分地体现出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尤其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的笼罩下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管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但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相对较为滞后且具有高度的复杂性，需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大学制度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们意识形态的转变亦是如此。因此，在社会急剧变革和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的今天，亟需改变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大学管理理念和一些做法，诸如教育行政化色彩浓厚、官本位思想严重、管理官僚化等，树立现代大学理念，确立和落实现代大学制度，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奠定制度基础。

　　2．特色性

　　任何国家的大学制度建设，均应立足于本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实际，并与本国独立的文化传统相契合。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建设，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与我国当代的国情相适应；另一方面，应不断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开阔的视野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建立适应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民族特点的现代大学制度。

　　3．规范性

　　现代大学是依“制度”办学，是通过制度化、规则化的方式实现大学的稳定运行和长远发展，由此，排除了个别意志的不当干预，避免了因别领导的变换而改变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向，强调大学的相对稳定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也正是现代大学制度存在的重要意义。因此，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根基，现代大学制度应具有如同法律一样的规范性、科学性和严肃性。只有这样，现代大学制度才能发挥其规范和指引功能，即，一方面，对大学而言，有助于促进大学教育的持续发展，进而凝结具有特色的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从而不断增强大学的社会竞争力和学术科研水平，提高大学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对社会公众而言，有助于强化其对大学的一贯认识，并为学生选择高校提供适度的行为预期，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4．社会性

　　大学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分子，其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与之相对应，大学存在的意义以及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价值并非在于将大学塑造为一个绝对独立的学术王国，而是为了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大学与社会是一对相互作用的共同体。强调大学的社会性，其意义在于：首先，增进社会对大学的了解。只有各个大学所从事的办学活动，尤其是其办学特色被社会了解，才能为大学的发展赢得更多、更有利的发展机会，也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从大学的自身发展角度来讲，大学有必要畅通信息渠道，主动地公开其办学信息；从社会公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有获取大学办学信息的权利，以便于其对自身教育做出最合目的的选择。其次，增进大学对社会需求的认知。大学的“产品”是学生接受教育后包括知识技能在内的整体素质的提升，是依附于学生的，尽管不能以“就业率”等指标片面地衡量大学教育状况，但大学应关顾社会的需求，培养出有益于社会的人才，而不应“闭门造车”，追求形而上学的办学方针，强调唯学术论，而不考虑学术是否有价值。当然，学术的价值也并非在短期内能够体现的，与之相反，我们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不仅需要培养能够实现智力成果最大限度转化的、服务于现代建设的人才，更应着眼于培育有益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大师”。

　　5．动态性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代大学制度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正是基于这种特性，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予以界定。这种现象从另一个层面也说明，现代大学制度并非一个封闭的概念，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发展的。它既遵循了现代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同时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此外，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也不应拘泥于陈规，应当随着社会发展而体现出充分的开放性和创新性。随着高校的扩招，我国高等教育逐步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这不仅需要及时更新大学理念，而且需要适时更新大学制度建设，以适应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当然，现代大学制度的开放性、动态性和创新性应当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必须遵循大学精神，保障大学的学术性地位；二是应当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弘扬大学教育的现代理念和价值导向；三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以提高全民素质为最终归宿，实行素质教育。

　　二、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路径缺陷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逐步引起学界的关注，学者们对其紧迫性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尽管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探索，关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研究也是成果斐然，表面上似乎对我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了某些共识，但实际上，由于尚未找准研究的突破口，且存在着研究方法等诸方面的差异，直接影响着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与实践。

　　（一）浪漫主义的纯学术立场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大学制度建设深深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学者们对这种浓厚的行政化大学管理体制的弊端体会颇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很多学者主要针对行政干涉学术的问题，提出应当回归大学的“本质”或者遵循大学的学术立场以分析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正如有学者提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亦即第一原则，就是让大学像大学，而不是目前人们诟病的像市场、商场、官场。”然后，考察国外大学制度建设的特点和经验对此观点加以佐证，如“德国大学中的自由、科学、修养、寂寞等特征，美国大学中教师教学自由和学生学习自由等特征，都作为大学的共同精神财富而被全世界的大学借鉴和应用。所以，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该积极地维护或营造这些特征，而不能抑制或忽视这些特征。因为这些特征既是现代大学制度不可缺少的基础，也是被世界大学证明为真理并为世界大学普遍遵循的‘通例’，可以说是现代大学制度的灵魂，舍此则很难说这些机构就是大学。”因此，“在大学的思想和制度方面充分地保护大学中的学术权力，弘扬学术原则和逻辑，凸显教师及学者们学术活动的教育价值和文化创造意义。”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围绕大学构建的现代大学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相比，有它自身的逻辑起点：大学独立性与学术自由。”

　　从上述论点来看，这些观点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也抓住了我国大学运行中的问题，但这些思路重在强调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是基于应然建构的纯学术逻辑审视大学内部权力关系的重新布局，并提出了一种浪漫的、理想化的设计目标，而忽视了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错综复杂性的充分考虑，因而，使得理论研究停留在观念层面却难以向前推进或在实践中有所突破。这种倾向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强调现代大学制度回归其本质不仅具有理论合理性，而且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召力，但同时应当看到，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不仅需要继承大学发展史上形成的优秀品质，而且需要与具体的社会环境相适应，应体现时代的需求和特征，即应当关顾现代大学制度的“现代性”与“特色性”，否则，以全世界的“真理”、“通例”等名义探索现代大学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伪命题。另一方面，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具有复杂性，受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现实因素的制约，尽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在理论上似乎很简明，但现实中并非“削弱一方、加强另一方”这么简单。基于此，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强调学术性倾向是合理的，但同时应当兼顾对现实问题的充分考虑。

　　（二）经验主义的移植思潮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处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而这种特点从根本上看，集中表现为对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现状的不满和信心不足，似乎只有历史的或国外的才是美好的，而对我国目前的现状既有“恨铁不成钢”的殷殷期盼，也有“别人的月亮就是圆”消极心理，因此，很多学者在研究我国大学制度建设时，将研究视线转向历史回顾或国外经验介绍，以期获得新的“灵感”。总体上来看，经验主义的研究思潮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对我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某些时期的大学精神的眷念和推崇；二是对国外大学制度建设的先进成果的介绍。

　　在我国历史上影响较为深远的大学思想莫过于蔡元培时代“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关于蔡元培先生奠定的现代大学精神，有学者认为其内容主要包括：“（1）阐明大学教育的宗旨在培养学术人才，而非变成求官发财之门梯。故学生之志趣必以钻研学术为指向，教师聘用也应视其才学为原则；（2）给学术研究提供广阔的空间，遵循‘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3）在校内实施‘教授治学’的民主管理制度；（4）调整学科设置，确立以文、理两科为重点发展方向。”也有学者缅怀西南联大时期的大学气氛，以此为参照来反思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然而，尽管我国近现代史上出现的诸如蔡元培时代的北大、西南联大等的学术氛围让人崇仰或叹为观止，但应当看到，任何一种事物的出现与其特定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因特定的社会环境成就了特定的历史事件。蔡元培先生留学德国，受到德国大学理念的熏陶，并致力于对北大的改革，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原则，这种开创性的改革，既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有关，又与北洋政府时期的社会混乱有关，当然，蔡元培先生的个人修养等自身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而西南联大时期，由于国家动荡、战火连连，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特定背景下，除了学术界中洋溢着高度的治学热情外，一大批留学欧美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大学中的治学活动直接推动了大学的学术研究。

　　关于国外大学制度建设，很多学者推崇德国和美国，近年来也有学者陆续介绍英国、法国、日本等其他国家的实践情况。比如有学者认为，“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于19世纪初的德国柏林大学，在这所真正的现代大学中，洪堡首次明确表述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基本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形成了影响世界的‘教学自由、研究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也有学者指出，“《莫雷尔土地赠予法》的签署与‘威斯康星思想’的诞生，使美国高等教育成功地走向了大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道路，并在20世纪初就处于世界高等教育前列，美国的大学制度也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典范。”由此可见，对于国外大学制度的研究，重点在于引进西方的大学理念，试图通过新型理念的植入推动我国大学制度改革。然而，应当看到，一方面，理念阐释并不能代表大学制度本身，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甚至可以说，并不缺乏理念层面的东西，但这些理念在具体实践中该如何体现，各国的做法各有不同，而这些实践层面的问题并非理念能够全部解决的，更需要立足于各国不同的民族传统。另一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以与别国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教育改造。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国家里也没有必要同时完成所有方面的教育改造。”因此，我国大学制度建设应当立足于我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重点和难点在于具体的制度设计，而非理念的宣讲——当然，在此并非否定先进的教育理念对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教育理念是制度建设的理论先导——只是我国当前大学制度建设所处的阶段是具体的制度如何设计以及如何实践的问题。

　　（三）多元主义的逻辑思辨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研究还存在着一种倾向，即运用多元视角进行相应的理论建构。这种“多元视角”，尽管表面上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我国大学制度，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每一种研究视角总是以特定的理论为基础，各自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且存在着追“理论时髦”的现象。比如有学者基于大学运作与企业管理具有某些程度的相似性，进而认为“实行股份制……是一条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途径。”有学者提出“在生态学系统观、整体观、动态平衡观、和谐价值观等生态思想的指导下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将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提供新的思维视角。”

　　显然，多元主义视角下的逻辑思辨，致力于理论研究，客观地讲，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也是受到鼓励的，因为如果面面俱到，必然会将问题泛化，难以体现出学术研究所针对的主要问题和基本观点。此外，立足于独特的研究视角，深入地分析现代理论与大学制度建设的契合之处，也有助于更深入地透析制度层面存在的问题，在这一特定视角下的研究成果往往具有较大的学术探讨价值。但是，同时应当看到，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不仅仅是一项重大的理论课题，而且是一个颇有技术性的实践问题。前文已多次提到，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如果立足于某一视角进行建构，不仅未必能够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而且可能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因为，首先，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涉及到多元主体，诸如社会、市场等均是开放性的，其在大学运作中的作用具有相当的易变性；其次，利益协调与话语权分布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难点，除了大学外部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外，就大学内部管理而言，尽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在理论上是两种“泾渭分明”的权力，但它们的行使必然与具体的人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权力与人之间的恰当平衡，既能确保权力的正常运行，又能形成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等等，这些问题并非某一视角下的理论阐释能够解决的。因此，多元视角对于研究现代大学制度，一方面，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片面性，难以从整体的角度型构一种适合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这种方法主要是寻求现代大学制度与其他理论的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并将之作为研究大学制度的理论基础，遵循的是演绎逻辑，但这种逻辑进路并不具有必然的可靠性，可能导致研究的逻辑起点本身就是假命题，或者使得研究成果与实践相差甚远。

　　总之，对于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研究进路过于学术性，未能充分地关顾到在现实中如何操作，这就必然造成理论与实践方面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隔阂。为此，笔者认为，探究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首要的是寻求适当的研究维度，而这种维度必须同时兼顾到理论和实践层面，既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大学制度建设的理论，又能切实地指导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实践。前文已论及，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现代大学并未存在孰先孰后的逻辑关系，事实上二者是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因此，笔者拟以大学章程的理论与实践为视角，审视和探讨我国大学制度建设这一话题。

　　三、现代大学制度的功能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分不开的，现代大学的时代使命决定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功能。从现代大学的时代使命来看，现代大学制度具有保障大学运行功能和社会功能。

　　（一）保障现代大学运行功能

　　1．大学发展导向功能。现代大学作为传承知识、传播文化和科技创新的主要场所，是学术精神和学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因此，现代大学不仅需要恪守其固有的精神特质，同时，在当代世界不断变革中，还需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这就要求现代大学在汹涌的市场经济潮流中，一方面，需要保持开放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也必须尽可能地保持其独立自主的学术精神，避免被权力、金钱等腐化，否则，将会面临衰落的危险。然而，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尽管现代大学如同历史上颇负盛名的大学一样，能够尽力地保持其应有的精神与气节，但随着大学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面对纷杂的利益瓜葛和某些功利性诱惑，除了大学自我约束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依靠制度来为现代大学的发展确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目标，通过制度建设引领大学的发展方向。

　　2．大学精神捍卫功能。学术自由是大学进行知识创新、文化创新的必要条件，但学术自由不仅仅是一种理念，而且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从终极意义上来讲，制度也属文化范畴，制度文化对于促进大学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建构和创新科学合理的制度文化，才能为现代大学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融合提供文化基础，才能客观上营造大学精神的文化氛围。此外，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非但不能脱离大学的学术特质，而且应当始终以大学精神为中心，为大学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保驾护航。

　　3．大学运行保障功能。现代大学制度直接作用于大学的运行，是维护大学秩序和保障大学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首先，科学的现代大学制度能够为各方主体的行为提供合理的预期，从而引导其朝着协调一致的目标努力，有助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避免因利益失衡或利益冲而对大学活动的正常开展带来负面影响。其次，现代大学制度作为一种规范化的行为模式，为包括教职工、学生等在内的成员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指南，有助于促进各方主体以大学的正常运行为中心，自觉地维护大学秩序，并通过潜移默化，形成大学内部的行为范式。最后，现代大学制度明确地界定了大学与外部的权利义务关系，避免外部权力或势力随意地干涉大学的教学、科研活动，使得大学能够在法律框架内保持其自治性。

　　4．大学创新激励功能。大学是科技创新和知识更新的天然摇篮，因此，大学不仅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还需要在自我创新中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智力成果。而大学自我创新的关键在于适当的制度结构为其排除创新障碍、激励创新热情和提供创新条件。在急剧变革的现代社会，大学教育是知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重要根基，我国的大学创新，既需要积极地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又需要结合具体国情引进西方先进的大学教育理念和做法，在这种激烈的思想击撞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与大学精神相背离的负面现象，或者因利益格局的重整、思想观念更新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一些大学要么随波逐流，要么观念守旧、缺乏创新的热情和动力，不仅错失大学发展的良机，而且无益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和落实，将有助于促进大学保持自由奔放的学术活力和创新激情，深化大学的全方位创新。

　　（二）社会功能

　　1．引导人才培养功能。教育的直接功能在于为社会提供合格的人才，而大学作为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场所，“教书育人”是其本职职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对教育已不再是扫除“文盲”等低水平的要求，而是需要通过大学教育，为社会输送各类高精尖人才。此外，随着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和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终身学习”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理念，而是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对知识型人才的渴求，促使大学为人们提供有针对性的、特色化的、应用型的继续教育形式。这不仅要求现代大学教育必须确保教育质量，而且需要提高教育效率。然而，高精尖人才的培养、教育质量与效率等并非单个大学的能力所能及的，这就需要依靠现代大学制度确定人才培养的基本导向，既化解了大学所面临的两难尴尬，又能促使现代大学在制度内稳健地运行。

　　2．促进知识创新功能。我国大学目前普遍存在着机关化、官僚化、行政化问题，这从本质上扭曲了现代大学的定位，对于知识创新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在行政权力垄断学术资源的情况下，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创新将无从谈起。因此，有必要通过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逐步削弱大学行政化问题，回归大学作为教学与科研机构的应然定位，着力营造活跃的学术氛围和学术环境，倡导学术自由精神，鼓励师生积极地投入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应用对策研究等。尤其是我国目前的基础研究未受到重视或缺乏相应的引导、激励机制，使得我国开拓性、高水平的研究人才和研究成果缺乏应有的制度支持，这就亟需科学的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改观这种境况。

　　3．建构校园文化功能。大学功能的发挥不仅需要物质性支持，更重要的是，文化要素之间的协调运作将对大学功能的实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诸多文化要素中，现代大学制度作为协调组织行动与规范成员行为的共同规则，由此形成的制度文化对于确保大学功能的实现具有关键作用。首先，现代大学制度为发扬大学精神提供了体制性平台，为现代大学运行奠定了方向，决定着校园文化创新的形态。其次，现代大学制度调节着大学内外部各种社会关系，厘清了大学治理的总体框架，为大学的法人化运作制定了文化规范和制度保证。最后，现代大学制度不仅表现为通过文本等形式体现出来的行为规范，而且以制度的方式确认了人们对现代大学以及校园文化建设的价值观和基本态度，有助于为校园文化建设统一思想和凝聚共识。

　　4．服务社会发展功能。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德里克·博克明确地指出：“大学的职责是为养育自己的社会服务的。”因此，现代大学逐步从寂静的学术象牙塔中走出来，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发展中，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然而，当前关于大学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功能虽然逐步形成共识，但尚停留于观念层面，并未真正地落实在教育实践中，或者以功利化的教育方式作为教育服务于社会的“见证”，实际上不仅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而且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实际上已偏离了教育规律。基于此，首先，应当将“服务社会”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推动现代大学与社会经济发展主动地结合；其次，应当通过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推动大学与政府、企业之间的“产、学、研”的实质性、全方面合作，深化大学与政府、企业的战略合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后，进一步整合大学科研资源，改革大学内外部科研机制和结构，引导科研人员关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实现大学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科技成果转化等环节与社会全面接轨，促使大学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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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金辉系华北电力大学法政系教授，教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