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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振芳 汪庆华:国家主义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逻辑及审思

  现代大学制度建构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程中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现实话题”。所谓“现实话题”,其意义可从国家使命的目标期待、大学办学实践的现实需要以及教育综合改革的基础工程三个方面来理解,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到纵深阶段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诉求。在实践层面上,中国大学制度的建设进程是大学的现代制度在中国社会现实境遇中不断生长、演变与建构的曲折发展历程,带有中国社会体制运行自身的特点与轨迹,其中,国家主义的意志渗透、结构同体与功能主导是现代大学制度生成与建构的重要特色。考察与解读这个实践进程与建构逻辑,是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思想基础,更是从理论上探索现代大学制度创新与变革的必然途径。

  一、国家主义下现代大学制度的演变与选择

  1.现代大学制度是一种发展中的思想与制度体系构建

  雅斯贝尔斯说,“大学只能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实体才能存在”。① 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其蕴含的目标、彰显的价值、运行的秩序、实现的功能都要通过制度的规约、表达、安排与操作才能实现。因而,一般而言,大学制度必定涵盖大学组织群体所共同认可或遵守的一种文化理念、价值规约等制度的内隐形态以及治理框架、行为规则等制度的外显体系。而“现代大学制度”从价值意义上来理解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概念。

  在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源泉、民族传统与文化基础,大学制度也不例外。中世纪大学制度化的过程,源于中世纪学者们在传经授道、研习学问的过程中其思想、理念以及行为、“惯习”的不断积淀和凝聚,渐次形成了一种“学术共同体”的行为准则并经由制度化的过程建构成专门的团体和机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因此作为经典的大学制度得以百年传承,成为大学共同体普遍认可的、普适性的核心价值理念。在大学组织漫长的演变与发展过程中,这种悠久的自由学术文化传统作为西方“先发内生型”文化的典型代表,成为西方大学制度坚固的思想根基,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尽管如此,纵观近现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大学组织,在普遍认可的大学公共性理念的基础上,大学的制度形态与发展模式仍然呈现出千差万别的样式,甚至可以说,世界上从来不存在统一的大学制度。从大学理念、价值规约及治理体系,不同的国家表现出形态各异的发展,因此,出现了“美国模式”、“欧陆模式”、“英国模式”等。这是因为,大学组织历经近千年的历史,根植于不同的国家、地域,其发展与成长必定遵循不同的路径。即使作为传统大学组织历经几个百年实践证明了的普遍价值,也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不同地域的吸收、承继、发展中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而不是简单的可用“拿来主义”直接移植。作为古典大学典型“意象”的“中世纪大学”的模本,只存在于人们遥远的记忆中,成为一种大学的“文化乡愁”!因此,所谓“现代大学制度”,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的价值意义,也并非意味着“现代社会中的”大学制度,而更多的指向于“现代性”的、“理想型”的大学制度,意味着一个在不断建构中的事实而非完成的结果,无论西方大学还是本土大学概莫例外。在这一点上,笔者同意张应强教授对这个概念的理解:“第一,现代大学制度并非目前的、西方国家的制度;第二,现代大学制度具有指向未来的理想特性;第三,现代大

  学制度是普适性和多样性的统一;第四,现代大学制度仍在发展变化之中。”①正是因为如此,现代大学制度才成为一个大学发展中一个复杂的命题倍受关注而莫衷一是。

  2.国家主义下的大学制度在现代社会获取了普遍的合法性基础

  国家主义是政治学中的概念,意谓一种提倡国家或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经济或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逐渐走向成熟以及高等教育组织在世界范围的迅猛发展,大学开始进入一个国家主义的时代。

  从历史的角度看,大学与国家并非一种天然同生的产物,但是,国家的成熟却为大学的发展铺就了坚实的基础。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源于一种国际性学术传播机构,但漫长的中世纪在封建神权的统治下未能为大学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直至民族国家的兴起与独立,世俗政权的冲击才打开了大学尘封的大门,推动了大学的改革与复兴,大学组织由此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而不断发展成熟,并逐步在国家主义的支配下获取了发展的合法性,由学者行会演变发展成为现代大学。现代大学源于1810年建立的柏林大学,而柏林大学就是在振兴日尔曼民族精神的背景下彰显国家主义的产物,“由柏林大学起,塑造具有理性意志与自由精神的合格国家公民成为大学教育和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由此,“洪堡模式标志着大学现代性特征开始凸现,即一个国家主义时代的到来”。至20世纪美国大学的兴起,更是典型地再现了由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使在大学的职能上得以延伸与发展,自威斯康辛大学、康乃尔大学起大学开始被誉为社会的“服务站”,并在大学的机构设立、招生规模与课程计划、服务面向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制度改革。美国高等教育因与社会的高度契合而获取了巨大的成功,迅速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心。

  随着20世纪后期世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出现了很多趋同化的“国际化”性征,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学的国家主义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发展轴心的核心地位不断被强化,国家与高等教育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力的全球化竞争演变为各国高等教育的比拚与竞争。同时,在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与社会环境背景下,大学制度的建构也更要肩负起国家政治社会化的使命。因而,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既是源自中世纪文明的产物,更是在国家主义发展的历程中获得了身份认同和生存逻辑。在国家主义的影响和干预下,传统大学制度的普适性价值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代大学制度”的理论认识和制度设计在民族国家的思想与意志下注入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3.中国大学制度建构具有深厚的国家主义体制文化传统作为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说,布鲁贝克把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哲学交替发生作用归结为西方高等教育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归因,实际上也是对世界先进的高等教育制度发展动力的一种根本释解。中国高等教育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从认识论的哲学基础考察,中国民族文化

  传统长期以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为代表,知识的学习奉行以经世济国、“内圣外王”的实用主义哲学,追求以教化为主的求“善”哲学而非求“真”文化,在文化本源上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独立的学术自由精神。从政治论的哲学来考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统一的集权政治体制下,教育文化始终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隶属于统治阶级的发展需要,彰显着一种工具价值。因此,在中国漫长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中,高等教育并未沿着一条独立、持续的发展道路得以发生、生长、成熟,为此,与同时期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相比出现了断裂与隔离。

  中国真正获得认可的高等教育形式———现代大学的产生,源自于19世纪末期晚清政府在“实业兴邦”思想推动下开启的“西学东渐”的洋务运动,这是在国家遭受世界列强侵略压迫、作为一种民族救亡图存的措施而开办的产物,在大学制度上奠定了最原初的、自上而下的“国兴科教”的体制文化基础,距今只有百多年的历史,呈现一种典型的“后发外生型”模式的发展特点,因而,西方大学漫长的“象牙塔”的哲学基础与文化积淀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这个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反映了中国现代大学两个根本性的原生特点:其一,中国现代大学一产生即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二,中国高等教育从一开始

  就带有浓厚的工具性色彩。这种原生特点既铸就了中国现代大学强劲的发展动力与独有的精神文化,也是中国高等教育“肌体”生长中先天不足的重要成因。构建现代大学制度,许多理论上的难题与发展中的问题都可溯源于此。

  二、中国模式:国家主义下大学制度建构的实践逻辑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此后,关于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中国模式”成了理论界研究、探索的一个关注热点。中国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典型的“后发外生型”模式,没有遵循西方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路径,而是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展示了大学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共生同体的宏大图景,体现出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显著特点。这条路径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模式可供遵循,因此,有学者认为,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认识实质上体现出了一种特殊的“实践逻辑”,即“从实践问题出发,在实践中提炼出抽象的理论概念,然后再反诸实践,进行检验修正的过程”,这是“百余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演进史积淀下来的、最为宝贵的经验,可以称为一种新的传统。”沿着这个路向分析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轨迹,可以发现大学制度在形成“中国模式”过程中的独特特征,对认识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1.以“适应论”为实践逻辑的大学制度根基

  纵观近千年欧美大学发展的历史,从开始强调提升个性修养和知识水准的人文精神,到注重追求科学真理的独立与自由精神,再到直接服务社会、担负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大学的发展形成了自身可持续的动力源,在价值取向上展示了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发展线索和闭合逻辑。但是,中国大学截然不同。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历史始终以集权统一的国家体制的兴亡更替为贯穿的主线,民族国家的意念和精神是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灵魂和图腾。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进程中,教育始终是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服务于国家机器的需要,高等教育也正是在“适应”国家需要的进程中找到了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合法逻辑,形成了中国大学发展最为强劲的发展动力机制。

  中国现代大学始源于“中体西用”的一种国家机构,自此以后百十年的兴衰更替,大学制度经历了“欧美模式”、“苏联模式”、“革命教育模式”等不断变化的发展历程,但始终循着一条“适应”与“服务”于国家需要或社会发展特定阶段需求的路径延伸,这与西方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定位的知识逻辑的路径是有根本区别的。“欧美模式”作为中国大学学习借鉴西方教育文化为主的大学教育范式,为打开长期封建闭锁的国门、引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与技术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苏联模式”则以专业教育为主、强化了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培养人才的计划式大学教育,为推动新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奠定了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基础;“革命教育模式”突出表现为文革期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性理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百余年演进历史的高速发展阶段,以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为重要标志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运动,以一种“跨越式”发展的模式带动中国高等教育驶入了追赶世界先进教育行列的进程,这一快速发展运动的根本原因源自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而直接动因则是“经济发展的需求、社会公众的渴望、缓解基础教育激烈考试竞争,缓解就业、拉动内需”的现实需求。2010年国家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首次把“适应社会需求”与“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标准。由此,高等教育“适应”社会需求的理论认识在国家政策文本中得以确立。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从现代大学发纫之初的“国兴科教”到大学百年发展之后的“科教兴国”,都彰显了一种基本的事实,即:中国高等教育始终于国体政治与社会经济同呼吸、共命运,在“适应”社会发展中获取生存根基:一方面,以国家为强有力的生发基础,大学得以获取强

  大的发展动力,能够快速地发展壮大;但另一方面,依附于国家生长的高等教育本体,也超越了单纯学术组织的性质而成为一种负重过多的复杂机构,因其超载的功能负荷使其运行与生长更富艰难。

  2.以“同生互构”为结构特征的大学制度模式

  中国大学与国家的先天依附关系导致了中国大学制度的发展与国家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也是近多年来大学被批评“行政化”的原生基础,即大学从一开始产生就不是作为一种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组织而存在,而是一种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为了特定需要而设立的一种学习组织,在很长时期内也等同于一种国家附属机构。从学校的制度建构来说,国家意志的全面渗透成为这种组织机构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这种渗透突出体现在大学治理结构依存于国体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学者把它称之为大学与国家的“同生互构”模式。

  所谓“同生互构”,首先是国家与大学关系的“同生”,并由制度根基的“同生”导致的组织功能的干预与规制。“现代大学与现代国家的适度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国家权力进入大学这一领地的合法性与动力源是什么,当国家与社会不可避免地在大学治理这个节点是交汇之时,它们是冲突还是合作,各自的优势与边界在哪里”,这些问题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从始源上来说,自阶级社会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就肇始于集权统一的国家政权,长期的封建土地经济所有制使得商品经济的发展缺少内生的力量与外生的空间,因而相对于国家政权而言,中国社会组织的力量一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国家对大学的控制与影响始终处于优势地位。从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苏联模式”和“革命教育模式”都是国家直接干预大学制度的产物,大学处于大一统的国家计划经济制度的程序序列。而“欧美模式”的出现是一个特殊的阶段,这是在当时国家经历军阀割据、民族战争、政权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获取了“夹缝”中求生的生长空间,发展了以学习和借鉴西方教育为主的制度框架和精神文化。进入21世纪以来,“建构现代大学制度”之所以成为中国大学一个突出的诉求,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长期以来国家干预大学的制度以及大学自身发展的诉求成为了一个“集结点”,现存的学校制度已经严重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出现了很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必须变革以寻出路。百余年历史的演进,中国大学制度实际上已融和了不同阶段发展的多元要素,但国家主导始终是最显性的特征。

  其次,就治理结构而言,“互构”指的是国家政体制度与大学治理系统的“形塑”与“互动”。一方面,国家的政党、权力、制度通过对大学组织机构的渗透、复制、植入等直接干预和规制着大学的治理框架,另一方面,大学在传递、贯彻、运行和发展国家意志行为的同时,也通过自身的组织目标和组织文化形成着自己的作用力,维护、支持或对抗、抵御着国家机器。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建国之后中国大学治理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单位制”建构的控制系统,这是中国大学不同于西方大学学术组织的显著区别。“单位制”的特色在于:任何一所大学组织都作为一个“小而全”的社会组织单位,包含有作为一个国家机构的党、政、工、团的整套建制制度,其治理结构的基本模式通过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职工代表大会、学术委员会等管理方式,加强大学的政党领导、校务行政及学术事务管理,以此保障国家对大学政党权力、行政权力、民主权力、学术权力的实施。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中,大学不仅是从事学术生产的组织,更是作为国家宏观管理机制中的基层单位,师生作为一个庞大的工作生活学习共同体,其学习或从业、政治与文化、工作和生活、升职与发展、薪酬与福利等方方面面都是与“单位”有丝丝不断的联系。从组织机制上而言,这样的制度安排不是单纯按照大学学术活动的规律的机制设计,但却有利于组织要素的控制与调配,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大学治理目标的达成。

  3.以“国家需要”为特征的制度功能导向

  “大学组织演进的历史显示,大学组织基业常青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大学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能主动按照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及时调整价值定位,找到其发挥价值功能的有效方式,强化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时至今日,世界东西方大学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是,大学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受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民族国家的利益需要成为大学知识服务的直接对象,价值中立的知识逻辑理想实质上已经成为大学组织定位的“乌托邦”。这个特质在全球具有趋同化的方向,但是,中国的模式尤为特殊,表现为大学通过治理体系和制度设计使大学制度的功能导向全面服从于国家的价值目标。

  首先,大学组织的定位与目标全面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国高等教育定位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一部分,《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样的大学定位和教育目标决定了大学制度的功能导向:学术生产的知识逻辑服务和从属于“国家需要”。政党权力的核心地位是我国大学制度的独有特色,治理结构的功能即以社会主义教育的政治方向和意识形态来指导办大学、管大学,通过制度设计,大学在政治方向、价值定位、治理结构、课程安排、教育管理等方面全面实施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及发挥国家意志行为的功能。应该说,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政权赋予大学制度功能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大学制度构建的政治基础。从学科发展上,中国现代大学的发纫时期,国家处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现实需要,主要发展实科教育,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侵入”正是借助于引入实科教育的同步产物,这个时期表现为“国兴科教”的模式,与洪堡时期德国教育振兴有相通之处。建国时期学习“苏联模式”直接导致了新建一批以工科院校为主的专业学院,这批院校基本是“围绕国家需求”兴建与发展的,直接服务于新中国工业建设。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对高等教育提出了“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文化水平的需求,中国高等教育的目标要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中国大学不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受到了全社会的诘问,成为中国教育难解的“钱学森之问”。应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结构、制度、内容、模式、水平乃至问题与障碍等都是与国家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需要”息息相关。

  这个特征不仅在高等教育宏观层面得到彰显,也深刻影响到每个大学的具体发展。有学者对我国39所“985”高校的大学“宗旨”作文本分析,发现其中“国家需求”出现频次很高,很多高校提到将满足国家需要作为第一任务和使命,坚持教学科研服务于社会生产和国家建设。

  其次,国家意志行动通过资源与权力的控制与分配在大学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作为国家代言人,与大学、社会的关系是大学机制建构的核心要素,这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世界性的命题。中国的特殊性在于:长期以来国家作为大学资源的主要供给者对大学实施基本的制度控制与权力分配,由此,大学往往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接受政府的“垂直”管理,这种自上而下的“线性”管理由于缺少社会组织的治衡力量而造成了大学发展的严重障碍。在治理方式上,国家往往以政策、法令、制度、文件来传递自上而下的意志行动,这种制度模式与功能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的组织文化,更加深化了中国大学与政府的“同生同构”制度关系,也更加强化了大学对政府的精神与文化依附,在大学创新文化发育生长的先天土壤上受到了限制。不仅如此,大学制度的发展与变革,也常常受制于政府的体制改革与推动。当政府的价值目标与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相一致时,就会促进大学较快的发展,而大学自身缺乏变革与发展的动力机制,缺乏自下而上的反思、自省与改革基础。

  三、问题与讨论:转型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构的几点思考

  教育活动不是一种纯粹的理性认识活动,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集思想观念、意志行动与行为方式为一体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是广袤的也是具体的,既有内在的规律可寻又有个体的逻辑走向。因此,对教育活动的理性思考应同时兼具实践逻辑的认识方式和发展性的现实关怀。正如前述,世界大学制度并无统一的模式,所谓大学制度的“现代性”乃处于不断的建构与改造、变革、完善的过程中,且具有不同地域与背景的模式与特色。“中国模式”大学制度的建构,也须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认识、尊重、理解与完善,这是我们以历史的、辩证的、批判的视野来考察国家主义下中国大学制度建构的思维方法,也是我们观照现实、认识问题、推进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前提。

  基于以上的思考,本文认为,在探讨中国大学制度形成发展及与国家主义倾向的关系问题时,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引起关注,也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1.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坚持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制度的现实途径与必然路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建设一个文明昌盛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教育只有在这个宏伟目标下承担起促进人的成长与满足社会需要的使命,才会获取发展的价值意义,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纫的原生动力基础,更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现时代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高等教育的改革开放正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一方面,要通过高等教育系统的对外开放和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交流,促进国际高等教育包括教育观念、办学模式、科学技术、先进制度及人才、信息等资源的共享与流动;但是,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最终还是要通过自身的建设与奋斗走出一条强国之路,必须以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为根本。教育国际化的根本原则依然是在坚持民族性及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实施教育的开放、学习和交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及高等教育制度的“国家主义”价值取向始终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遵循的基本准则。

  2.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是个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其中,对高等教育“国家主义”意义进行重新认识和解读,这是现阶段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构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勿庸置疑,自洪堡时期起,高等教育作为“国家的”高等教育而普遍进入泛“国家主义”时代,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的基本事实。但是,一个令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主义”的基本准则是大学坚持国家精神和民族的利益,强调大学是“国家”的大学,而不是“政府”的大学,普遍的“国家主义”正是在此分野而衍生出不同的大学制度。中国的问题正是由于政府在很大层面上代替国家而成为唯一的控制主体,在此,“国家主义”中“国家”的概念不再单纯指向大学使命的愿景与目标性意义,而是直接体现为一种工具性的管理主义,由是衍生出大学制度建构中的一系列问题。从社会背景上分析其原因,多年以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仍从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市场存在并生活在政府规定的边界之中”,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第三方力量仍处于弱势或接近于失语状态,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中也缺乏政府之外的力量治衡。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论断,是国家主义下中国高等教育制度进一步革新和发展的理论指导,明确了中国大学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改变政府单一主导与管理的结构模式,使在国家发展的目标下,促进大学建设与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都“活”起来,从而真正实现现代化大学制度建构的治理结构最优化。

  3.以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为切入点,在以法治国的进程中推进大学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全面提高,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构的转型期已经到来。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几十年以来,“大学制度”的现代化建构始终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主题话语,占据着一个热点话题的位置。但是,应该说,从高等教育总体领域来看,这十多年以来,大学制度并未产生根本性的思想变革或制度创新,而大多只是停留在局部的、微观的、碎片化的改革或修正完善阶段,一些理论上的认识也仍有模糊不清的问题存在。直至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出台,国家首次以纲领文件的形式把“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列为高等教育未来建设发展的重要目标,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依法制定学校章程、完善治理结构、扩大社会合作、推进专业评价等具体措施和要求。紧接着,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十八大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以此为契机,高等教育全面启动了综合改革的步伐,并以大学章程的制定、出台为标志,推动现代大学制度构建开启了真正的破冰之旅。应该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先进的、创新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和改造已实质性地迈出了新的步伐,跨入转型之期。有这样几个主要依据:

  其一,在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各个大学通过章程的建设和出台,从法理上对大学办学的责、权、利以及大学与政府、社会的边界进行了规治。从理论上说,通过对大学办学性质的规定、办学自主权的确立、大学治理结构的建构,大学的“国家主义”特质也得以从方向、目标、内容、手段进行了分割与规约,为先进的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其二,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为大学自主办学“松绑”。目前可以看到,这块多年来难以撼动的“坚石”已然出现松动,大学宏观管理体制在悄然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再落为一纸空文,政府管理大学的方式已在不断变革。一个突出变化就是从教育主管部门从单一的行政指令逐步向政策指导、教育监管和信息服务转轨,随着办学校务公开、信息公开等方面的不断推进,大学办学的社会参与、专业评价、舆论监督等开始发挥起日益显著的作用。

  其三,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轨,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全面开启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也为“中国模式”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铺平了道路。目前,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已从不同的角度、层面、方位全面启动,呈现出多样化、个体化、综合化的改革局面。本次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在政府层面一改以往整齐划一、统一推动的方式,而是试点先行、分别启动。大学成为改革的主体,结合学校的实际寻找突破口和切入点,由点及面、全面铺开,推动变革。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从部分试点区域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到一些大学的治理结构、办学体制改革,已在很多方面创出了良好的开端。比如,一些学校在劳动人事制度改革、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机构设置与行政职能改革等方面率先改革,许多制度在顶层设计结合现有的国家社会体制基础,融入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治理理念和思想,在改革中迈出了可贵的步伐。从理论上说,在高等教育承担国家使命的目标下,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创立各具特色、各显优势的大学治理模式,正是现代大学制度走向不断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现代化的先进大学制度体系应有的特质。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现代大学制度“中国模式”的真正形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已开始呈现出一个充满希望的良好开端。(本文作者荀振芳系华北电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副所长,研究员;汪庆华系华北电力大学校办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