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全球正面临着气候变化的严峻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五次评估报告，不断强化温度、温室气体浓度和累积排放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指出如果要在21世纪末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温升控制在2℃以内从而最大限度控制温升带来的全球气候风险，需要从现在起迅速采取行动控制CO2等温室气体的全球排放。但是，CO2等温室气体在大气层中留存的寿命周期长且影响范围涉及全球，同时具有跨国外部性和跨代外部性双重特征，使得气候变化问题超越了国家及国家以下水平现有决策主体的常规决策时空视野，形成了全球以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减排博弈既有合作性又有竞争性的气候治理复杂二重性格局。

　　全球碳博弈格局的“合中有竞”性

　　几乎所有国家都派代表参加历次联合国气候会议，其代表参与的广泛度可以与联合国大会相媲美，甚至比联合国大会参与率都高。这说明各国对国际气候谈判的必要性有共识，而且在共识基础上出台并生效了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KP（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和德班平台等国际机制。但另一方面，每一次UNFCCC缔约方大会，各个谈判国家就减排指标的分配、历史责任与减排义务等问题纷争不断、抗议推脱此起彼伏。会议吵来吵去，最后每次妥协性地产生一个协议、协定、原则、报告等书面文件，而且各个国家也都一如既往地承诺减排指标。不过，通过对185个国家1990年至2004年这段时间的谈判履约研究，非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在履约效果、是否履约等指标上看，差异不大，换句话说，其实很多承诺并不一定算数。这就是目前看全球碳博弈格局中非常有趣的“合中有竞”现象。

　　究其原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展需求不同、之间长期缺少互信，都不愿作出具体承诺，即使承诺了也往往不可靠。结果，尽管KP第一个履约期规定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到2012年相较于1990年减排5.2%，发达国家也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减排承诺，但是大部分国家温室气体减排没有达标甚至持续增长。如美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2012年比2005年减排17%，实际换算只相当于比1990年减排4%。因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诚信表示质疑，所谓“共同减排”不过是阻止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的一个“陷阱”。

　　进一步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必然带来相应的经济成本，在没有出现解决温室效应的革新技术前，各国必然争论减排经济成本的分配。尽管大多数人都认可全球气候变化对全人类是严重威胁，但是愿意为此彻底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人仍占少数。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气候资源可以在不支付任何成本、不必得到任何国家允许的情况下被任何国家使用。结果，温室气体谈判中存在“公共地悲剧”，致使全球各国合作难以维持。发展中国家期望进一步发展而承担相对小的义务，但发达国家不想仅仅自身加大减排力度而与其他国家共享减排的收益。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谈判中就落入“合中有竞”的囚徒困境，这实质上是温室气体跨国外部性以及温室气体减排非互信的逻辑必然。

　　全球碳博弈格局的“竞中有合”性

　　与全球碳博弈“合中有竞”现象伴随的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竞中有合”。尽管，每次国际气候大会愉快进行的时候少，参会各群团相互攻击、纠纷不断，每一届大会的会议议程、大会决议、谈判花絮都会在全球传播甚至引起社会更深更广的争论。但是，每次参加大会的代表依然众多，UNFCCC并没有因为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纷争以至竞争性破裂。即使像美国、加拿大宣布退出KP机制的国家，也不是全身而退，每次联合国气候大会仍然有他们的身影，甚至高调主导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力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同承担限排义务。其退出具有明显的“迟滞性”，依然在寻找共同治理的可能。这就是目前看全球碳博弈格局中非常有趣的“竞中有合”现象。

　　究其原因，国际气候变化是人类的共同关切。国际气候大会已演变为各国实力角逐、利益交换的竞技场，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也是追逐国际话语权软实力的重要舞台。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不仅是一个“减排多少”“如何减排”“成本多少”的经济技术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全球各国家战略博弈的政治伦理道德问题。传统国际政治争夺以军事权为代表的硬实力，现代国际政治争夺的将是话语权为代表的软实力。话语权本质在“权力”，其之所以能产生权力，是因为话语背后所包含的伦理价值观产生的影响力。而气候变化与人类命运交织在一起就是21世纪重要的普世伦理。在这一普世气候伦理指引下，各国势必要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争夺“道德高地”，进而具有经济、政治、道德的话语权。

　　国际气候大会谈判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在制度演进过程中，各个国家参与谈判，在与其他国家互动过程中，深刻影响着国家声誉。国际气候大会承载的汇聚、传输、放大声誉的功能，使得处于国际关系各个问题网络中的各个国家深入其中。更重要的是，如果不以积极姿态去谈判国际气候问题，则与人类共同关切相背道而驰，结果不仅造成本国在气候问题的消极形象，而且会波及其他领域的声誉。因此，我们看到在国际气候谈判初期态度消极的美国，推诿不作为的形象遭到国际社会诟病，作为争当世界领导者的美国在奥巴马上台后，在气候外交上变被动为主动，实施绿色新政，即使已经退出KP框架，但仍然争夺国际气候谈判的主导权，以此改善美国形象。

　　事实上，在国际气候谈判历史大潮流和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特别是那些气候异常脆弱国家的呼吁和压力下，如果哪个国家，特别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拒绝融入国际气候谈判进程、拒绝承诺减排计划，不仅不可能取得实际成效，甚至付出的代价更大。因为具有高参与率、高关注度的国际气候谈判具有强大的声誉倍增效应，很容易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声誉。结果，可以看到不仅仅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甚至人均排放较低的国家，如墨西哥，大多开始主动承诺量化减排。尽管“合中有竞”是国际气候谈判集体行动逻辑的常态困境，但在面对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事实，聪明智慧的地球人也只能在“竞中有合”的局面中去超越气候博弈的困境，国家决策者的决策思维和视野需要扩展到全球并跨越时间的外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