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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贻芳:只有回到祖国 才能发挥所长

  转眼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已经回国15年了——那个曾经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如今鬓间已生华发、额上也现皱纹,但他对科学的热情、对工作的投入却未有一丝衰减:“中国正处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好时期,我们岂能辜负!”

  欧洲核子中心、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核物理实验室、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回国之后,王贻芳总会被问到为何要放弃在国际一流研究机构的职位?王贻芳的答案从没变过:“曾经的工作经历让我积累了组织和管理大型实验的经验;但只有回到祖国,才能发挥所长。”

  回国后,王贻芳参加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担任北京谱仪分总体主任,成功领导了新北京谱仪的设计和建造;组织中微子物理与探测器的研制,提出了在大亚湾核电站用反应堆中微子研究中微子振荡的完整实验计划——他也因此带领团队获得2016年度国家自然奖一等奖、分享了“基础物理学突破奖”。

  老师、科学家、所长,如今的王贻芳有着多重身份——作为老师,他不仅要带研究生,还是中国科学院大学2014级和2016级物理专业本科生的班主任,他说:“中国高能物理人才储备还远远不够,希望能够把更多学生吸引进来、多培养些人才。”在自己的科研方向上,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江门中微子实验的建设中:“计划在2020年完成建设并开始实验。与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相比,江门中微子实验不仅能为中微子质量排序,也能进行天体物理研究,比如超新星、太阳等。”作为所长,他要统筹多个方向的发展:北京谱仪的管理与运行、硬X射线卫星的发射、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计划的开工建设、新的北京光源的筹建……都不容易,但他都完成得很出色。

  王贻芳的梦想,是要把中国建成世界高能物理研究的中心。在这个蓝图中,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就是大型高能加速器。虽然目前有科学家对要不要建大型高能加速器还有不同声音,“但大家比较认可的是,这是一项具有十分重大科学意义的项目,即使有观点认为现在不该建”。王贻芳表示,这不仅可能推进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其作用还将辐射至更广的范围——按照实验物理发展的一般规律,技术进步往往会带动其他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为人们生活带来福祉。“比如互联网就是在高能物理实验室发明的,我们今天在医院常用的核磁共振仪器也与加速器技术有关。”

  “如果发达国家做的我们才做,或发展中国家不做的我们也不做,那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目标怎么实现呢?”说到此处,他有些激动。在他看来,建设大型高能加速器也并不是科学家们“拍脑袋”的奇想,“我们已经开始组织预研,要经过5年至10年的研究,解决所有工程问题后才会开始建设。如果预研顺利,可能将在‘十四五’期间开始建设,我们没有申请‘十三五’建设”。

  在王贻芳看来,世界高能物理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这将是中国高能物理站上巅峰最好的契机,“抓住这个机会,发挥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人才优势,中国就有可能成为世界高能物理研究的中心。”而他,将为这个目标付出毕生精力。 (光明日报记者 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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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国不需要理由!”——家国情怀诠释归国学子文化心理密码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2017-05-21

  “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2017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海内外留学人员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家国情怀是植根于我们血脉之中的文化传承,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密码,是海外学子奋发图强的精神归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指出,“近百年来,我国无数海外学子胸怀家国天下,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用行动诠释了家国情怀,挺起了民族的脊梁,树起了精神丰碑。”

  两次“留学热”,两次“归国潮”

  风雨如晦,爱国之心不改;家国多难,报国之志弥坚。“1847年,以容闳为代表的第一批留学生拉开了中国近代留学史的序幕。近两百年来,我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两次留学热潮和两次归国热潮。”曹卫洲说,“百年历程诠释了留学人员的家国情怀和爱国本色。”

  第一次留学热潮,是在20世纪初期。1919年起,在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人的推动下,我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达到高潮,先后共有1600多名学生抵达法国,学习新思想、新知识,研究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古老中国迎来第一次留学热潮,开启了中国走向世界、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和技术的新纪元。

  第一次归国热潮,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年到1957年,留学归国人员大约有3000人,约占同时期在外的留学生、学者总数的一半。以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周培源、钱三强、邓稼先等人为代表的留学归国人员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1999年受到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这一时期回国的就有21位。

  第二次留学热潮,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中国和美国达成协议互派留学生,第一批国家公派访问学者赴美留学。1984年1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打开自费留学之门,我国的出国留学工作日益步入正轨。路甬祥、韩启德、陈竺、万钢、白春礼等一大批杰出人才,都是这一时期的留学生。

  第二次归国热潮,出现在2008年以后。以国家“千人计划”为龙头,在党和国家的召唤和优惠政策的鼓励下,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学成后回国工作或以适当的方式为国服务。截至目前,已有7000多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回国发展。“这一时期学成归国的杰出人才不仅有施一公、潘建伟等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也有以汪潮涌、张红力等为代表的金融领域的优秀人才,还有李彦宏、严望佳等互联网领域的领军人物。”曹卫洲强调,“他们不仅带来高新技术,也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在各自专业中创造了辉煌成就,引领中国在各个领域走向世界前列。”

  从“救国梦”到“强国梦”

  “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1950年,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回国途中,在《致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里这样写道。

  “百年留学史中,面对祖国危难,为了救国图存和民族复兴,莘莘学子上下求索。”曹卫洲说,“他们身上激荡着傲然于天地之间的爱国情怀,他们心中坚守着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

  早在20世纪初,国家受难、民族存亡之际,蔡元培倡导“交换所长,蔚为国用”。詹天佑提出“各出所长,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远赴重洋,刻苦学习,寻找救国良方。学成回国后,他们先后参与了爱国民主运动,投身于民族救亡和人民解放事业之中。

  “回国不需要理由!”著名物理学家彭恒武掷地有声的一句话,道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毅然归国的海外学子的共同心声。当时,钱学森、李四光等一大批科技界巨匠从海外回国,凝成我国科技发展的中流砥柱。“对这些怀有赤诚大爱的知识分子来说,祖国是他们生命中永不平复的烙印,报效国家是他们不可更改的人生命运。”曹卫洲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蓬勃发展,海外科技精英纷纷回国。2009年,在海外建树颇丰的化学生物传感器专家张学记响应国家“千人计划”的召唤,毅然选择了“回家”奉献。“我出生于安徽凤阳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大学里一路读到博士都是拿学校的奖学金,从没花过家里一分钱。”他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欠祖国和人民一份情。”

  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新一代海归精英积极参与了我国“神舟”上天、“嫦娥”奔月、“蛟龙”入海、“雪龙”科考、“高铁”飞驰、“天河”问世、量子卫星升空、“大飞机”首飞、国产航母下水等一个个科技奇迹的创造。“我们带着先进的思想、理念与技术回国,就是要为中国赶超世界一流作出自己的贡献。”海归精英们说。

  把“个人梦”融入“中国梦”

  “在哈佛任职时,总有人问我,你是日本人吗?我说,不,我是中国人。那你是美籍华人?不,我是中国人。”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在美国生活了26年,是“卫生体系学”创始人之一,他与同在哈佛任教的妻子坚持保留中国国籍,并于2013年全职回国工作。

  作为卫生政策和管理学的国际一流专家,刘远立把回国后的工作概括为“顶天立地”。所谓“顶天”,是指承担了包括起草我国第一部医疗卫生基本法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政策研究课题,并产生重要的影响;所谓“立地”,指的是融合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将理念转化为公共服务实践。例如,在四川省汶川县创立了中国农村第一个“移动诊疗体系”,相当于一所流动二级医院,将诊疗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国留学规模稳步扩大,留学回国人数持续增长,回国与出国人数“逆差”逐渐缩小。2016年,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3.25万人,较2012年增长15.96万人,增幅为58.48%。据统计,逾八成留学人员在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

  像刘远立一样,有很多中国学子虽然在国外生活多年,在工作上取得了国际一流的成绩,但依然坚持保留自己的中国国籍。“因为,从出国起,我们就想着,出去学习是为了回来报效祖国,让祖国变得更美好。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里,一直流淌着不尽的家国情怀。”他们如是说。

  “美国梦讲的是个人奋斗,‘中国梦’除了个人梦想之外,更强调国家和民族的梦想。”张学记在美国工作生活15年,所在公司和身边朋友多次建议其加入美国国籍,他都不为所动。他认为:“只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富强紧密结合在一起,人生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中国有句古语:‘梁园虽好,非久恋之乡。’”曹卫洲介绍,有调查显示,91.7%的海归群体和海外华人华侨认为,情感和文化因素是回国的主因之一。曹卫洲说:“爱国主义情怀是海外学子情系祖国的纽带,‘中国梦’的提出更增强了海外学子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广大留学人员创新正当其时、圆梦适得其势!” (光明日报记者 罗旭)

  郭洪林:心之所向即是路的方向——从“归国潮”看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2017-05-21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容闳立下的志愿。百余年来,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远赴海外,勤奋学习,尽己之力,报效祖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为指导思想,派遣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出国留学,与此同时,回国工作群体也愈加壮大。这些海归群体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长远、不可替代的作用。以高等教育为例,一是极大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海归教师为我国高等教育教师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有生力量,更新了我国几乎所有学科的知识,创设了一大批曾经空白的学科,引进了大量新的教材、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提升了课程的国际化水平。二是显著提升了学术科研水平。海归教师习得并引进了国际先进的学术思想、科研理论和研究方法,大大缩短了我国科研水平与国际的差距,并使一些学科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三是涵育培养了新一代学术领导群体。海归教师中成长出了一批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领军人才,以及一批在高等院校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管理骨干。四是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海归教师通过承担国际合作项目、推进科研成果转化、深入改革开放基层、发挥高端智库作用等方式,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五是积极扩展了国际学术交流网络。海归教师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桥梁,进一步帮助国内人员扩大和加强了与国际学术界的双向交流。六是有效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海归教师作为文化交流大使,能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提升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时至今日,我国的留学归国人员就像夜空中遍布的繁星,而其中涌现出的一批大师更是熠熠生辉。昔有“两弹元勋”邓稼先和钱学森、“新中国西方经济学奠基人”高鸿业,今有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林毅夫、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他们都在我国的文化、科学等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结出累累硕果,离不开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和海归群体的爱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五千年的岁月洗礼,既植根群众、底蕴深厚、博大精深,又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与时俱进。它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种族的文化标识,是中华儿女的血脉脊梁,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后盾,是深埋于留学人员内心深处的灵魂根基,是感召其学成回国报效国家的灯塔航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是爱国主义,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对留学人员提出的第一点希望就是坚守爱国主义精神,号召他们“继承和发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做爱国主义的坚守者和传播者”,“始终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努力志向,自觉使个人成功的果实结在爱国主义这棵常青树上”。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海归群体将愈加壮大,成为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中华各族优秀儿女一起,助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绚丽篇章。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人才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