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对科研人员跨国“跳槽”之事，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要清晰这些人“跳槽”的深层原因

　　清华大学教授颜宁“跳槽”普林斯顿大学一事在国内掀起不小的波澜。在5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协一位负责人谈及此事时称，随着中国科技发展，国外高校到国内“挖”人或许不再是个案，这类海外任职的事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常态。

　　目前没有看到有相应的数据表明，中国科研人员“跳槽”到海外到底是个什么规模，但是，伴随中国科研能力的增强，在国内一些顶尖院校或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的全球流动，确实有可能。同时，正如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发起“青年科研人员生存发展状况调查”中的调研结果显示，有些在国内已经有稳定教职和科研岗位的人员，考虑“再次”出国并非仅仅是为了“镀金”，很可能是一种“职业发展规划”的选择。说白了，出于某种利弊的考量，认为国外更适合其科研职业发展。换句话说，就是另一种性质的“跳槽”。

　　其实，无论是哪种性质的“跳槽”，在知识全球化的当下，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顶尖科研人员的“跳槽”与普通科研人员的职业规划，都符合全球化进程中人员流动的现实与趋势。翻看国外著名大学的很多教授，有在数个国家任教的经历，并非罕事。伴随中国科研能力的增强，我们的科研人员被国外高校挖走，也会变得日常化。颜宁教授的“跳槽”之所以受到众多国人的关注，一是这种情况在中国还不常见；二是网络传播中的八卦式写法引起了很多的好奇，甚至有些是误传，以至于颜宁教授出面澄清。

　　但是，在平常心看待科研人员跨国“跳槽”的行为之时，更为重要的是，是要知其所以然，要清晰这些人为什么会跨国“跳槽”。因为，知其所以然，才能知道这些人的离开是由于个人的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还是由于国内的科研机制制约其能力的发挥。

　　如果是前者，无论是国家还是学校，在很多方面大概都无能为力，改变其想法需要很多其他配套因素，比如有的人换到海外职位，可能是因为家庭规划中的孩子教育。可是，如果是后者，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学校层面，都需要认真反思其中存在的可能问题，就像那些由于报销涉罪的科学家，在按现有规则追究其罪责的同时，确实也需要反思规则是否有可改进之处。

　　关于科研工作的问题，有些是机制层面的，有些是事务层面的。机制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的改革给予科研人员更好的空间和更大的动力；事务问题，需要科研单位给予科研人员更宽松的小环境和更少的机械性牵绊。概而言之，能让科研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和愉悦的心情从事科研工作。

　　刚刚过去的5月30日，是我国首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节日的设立当然凸显了充实科技工作的决心。事实上，科研人员“跳槽”海外并不可怕，因为，只要大小环境好，一定会有更多的科研人员“跳槽”国内。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