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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大学“砸钱挖人”的症结在哪里

  近来,有关国内大学“砸钱挖人”的报道和评论集中出现,当然有其现实的原因,但是通过舆论的影响来改变不合理的现状,也未必不是一条富于建设性的路径。

  其实,早在9年前,笔者就曾议论过相关的问题。当时给“砸钱挖人”定义了一个相对雅观的名称——“计划性引进”(参见《对人才计划性引进的一点思考》,《科学时报·大学周刊》,2009年6月16日)。现在看来,这种“计划性引进”已经不再以“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为遮掩,它干脆直接诉诸政府的行政性行为。地方政府补贴赞助,全力以赴,与高校共谋,抢人才的战争愈演愈烈,在语言日渐庸俗化的今天,被直白地称作“砸钱挖人”,倒也算是合适。

  我们自然不能笼统地说,“砸钱挖人”都属于非理性的行为。因为“理”是分层的,不同事物有不同的“理”,而越往下面的层次“理”也越多,这是宋代理学家所说的“理一分殊”。但这个“分殊”也并不一定就是行为合理性的证明。

  拿大学来说,它是一个教育和研究机构,属于教育、学术的行业。既与学术、教育有关,它首先就应该遵循教育的原则和学术的规范,引进人才也不例外。

  当然,以“与国际接轨”为口号的管理者会举例说,当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威廉·哈珀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雄厚资金,说服了8位在任大学校长和近20名系主任辞职加盟,且以双倍年薪挖角克拉克大学,很快将芝加哥大学的名次提高到美国高校的前列。但这种掠夺性的收罗人才方式只不过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美国中西部高校的一种非常规手段。此类方式在当今美国高等教育界虽然依旧时有出现,但已经被美国学者斥为震惊同行的“厚颜的搜刮行为”。而事实上,芝加哥大学如果没有第五任校长托马斯·赫钦斯以及其他教授们对于市场化的抵制,以及对于学术纯洁性的坚守,也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可见,芝加哥大学的早期行为并不值得当作“成功经验”去效仿。

  与美国大学市场化的“理”不同,国内大学“砸钱挖人”始终都是遵循着行政性的“理”。行政主导的计划性引才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头衔,一个是钱。前者是引进的标准,后者是与之匹配的价码。而总体上看,它都是以快速见效为目标,都是形式重于内容的。

  以笔者观察,计划性引才一般都具有以下几个相互衔接的特点:第一是不透明。因为不透明,也就为个别管理者暗箱操作提供了条件。所以,第二就是个别管理者说了算。第三是超越现行体制。人才不仅是一人一价,各种特聘职称也可以任意授予。第四,由于缺乏相应规范的选拔机制,引进的人才一般都有熟人、同学的关系,或者以熟人、同学为中介来实现。因为是出于私人关系,人才们在相关的管理者调离或者退休后,便极易产生随时撤离的念头。这个第五也可称为“人走茶凉”。第六,既然私人关系远重于学校,引进的人才对于学校自然缺乏认同感。没有认同感,就不可能有超越个人利益的责任感产生,为学校服务则更是无从谈起。平心而论,为自身利益考虑也情有可原,但过分地为自己的出路考虑最容易转换成唯利是图。不少引进的人才在一所学校约定的服务期届满后,一而再地在“引进—服务”的游戏中主动“被引进”,就是例证。

  现在有媒体呼吁,大学的人才引进要摘“帽子”、看“里子”,即摘去各种头衔,看真才实学。但依据行政性的“理”,“帽子”一旦略去,判断人才学术水准的高下和实际价值的尺度也就变得模糊了。因此,按照行政性的逻辑,风险最小的引进人才办法只有看“帽子”。

  给各种“帽子”明码标价,仿佛是在走向市场化,实质上仍是行政主导。而一再水涨船高的人才价码,不仅破坏了大学原有的工资结构,助长了学校内部的贫富不均,也给大学以外的人造成了所有大学教师都已经“先富起来”的虚假印象,甚至还吸引了国家税务部门的特别关注。

  行政管理本身的属性决定了它必然是重现实、轻理想的,而“重现实”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指标化、量化,其急功近利的诉求与大学教育理念之间的冲突是有目共睹的。大学如果不进一步落实“去行政化”,不遵循教育的原则和学术的规范;教育管理部门如果不改变以行政性的手段管理大学,不尊重教育及其规律,要改变目前大学普遍存在的“砸钱挖人”的局面,应该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