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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有现代大学制度才有世界一流大学

  研究教育问题多年,杨东平对慕课、在线教育的兴起持冷静态度,不认为技术创新即为教育创新的全部;对90后一代抱有期待,认为当他们成为家长时,很多问题会更为改观;中国一直号称要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杨东平觉得核心不在钱和人,而在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他感受农村教育短板之严重,思考高等教育如何摆脱意识形态束缚,为中国人才选拔缺乏好机制和平台遗憾,中国教育之痛你是否有同感?以下为杨东平专访的对话实录——

  不能把技术创新视为教育创新的全部

  凤凰网教育:中国教育创新跟国外教育相比,您觉得哪几个方面需要下一步着重改进?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从去年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在线教育比较火,包括慕课,所以很多人容易把教育创新跟教育技术的改善相提并论,或者认为这就是一回事。但是,教育创新可能更重要的是一种观念的创新,教育一些根本问题的改善,所以不能把技术创新视为教育创新的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

  我觉得这一点对中国特别重要,因为很多人说没有高科技,怎么创新?每个学校不同的情况下,都可以创新,所以广义的创新是怎么能够想方设法地改变自己的环境,解决遇到的问题,这需要创造力,需要领导力,不是非要用ipad,非要在线教育才叫创新,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凤凰网教育:如果想要观念上的创新,可能不只是教育的问题,跟整个社会都会有一定关系。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有宏观的层面,超越教育的是社会问题,政治、体制、经济、财政等等。但是对一个具体的学校、教师、家长、学习者,仍然可以有所作为。

  比如刚刚讲的学校教育创新,我们最通常讲的是把教育局限在学校教育范围内,但是学校教育创新涉及到几个因素,课程、教材、教育资源、环境等等,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意识到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也就找到了改善问题的途径。

  实际很多人都认为教师最重要,教师能够让家长看到给学生带来的改变,能够给学生提供他需要的,教师对学生的尊重和关怀是学生提高成绩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像这样的认识,大家还是没有共识的,大家一想到提高教育质量,往往是外部的一些东西,比如增加教育资源,提高教师地位等等。这些都重要,但是教师作为一个个体,对于影响和改变他的学生,还是很重要的。

  家庭在青少年教育中的决定性作用超过学校

  凤凰网教育: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从小受到的家庭影响,有时候甚至比学校更大。家庭教育这块,您觉得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善的?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打破狭义的学校教育概念,就是把学校、社区、家庭、社会化学习、网络环境等这些东西整合起来,即我们通常说的大教育视野,它的参与者,包括政府、学校、教师、企业家、NGO、媒体。也就是说,那么多人共同地在构成教育,所以特别需要打破狭隘的学校教育、学历教育,认为这才是教育的概念。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家庭、家长在青少年的教育当中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甚至超过学校,这点已经被很多研究所证明了。只不过很多中国家长有两种倾向,一种情况是放弃教育,就是把孩子完全交给学校,在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比较普遍,让孩子上寄宿制学校,自己可以打麻将,可以去打工。

  在大城市,在那些受过教育的阶层是另外一种倾向,就是过度教育,对孩子过度挤压,用劲过度,使孩子没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不仅没有娱乐,也没有想象或者发呆的时间,透支他的体力和精力,以为这就是一个好的教育,其实这也是很危险的情况。这两种倾向,一种是缺教,一种是过度。

  90后一代成为家长时很多情况会更为改观

  凤凰网教育:教育在中国某些地方已经不是育人的概念了,可能只是应试、备考,变成一种扭曲人性的独木桥。您觉得这个问题未来多长时间能得到根本解决?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联合国的千年议程第一个15年没有实现,现在考虑下一个15年,在中国这样一个议题也是。国家2011年颁布了一个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2020年到现在还有六年,能够实现吗?大家都要画一个巨大的问号,所以教育的改善,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我感到,如果以2020年作为一个基点,再过10到15年,这种变化会比较明显,有很多原因。一个是教育供求关系会进一步改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会有极大的改善。

  另外,那个时候90后的一代将成为家长,这个因素很重要的,因为90后这一代,大家很多人都说跟70后、80后不太一样,他们的成长环境更为健康,更为现代化,他们对新时代的接受能力更强,阴影更少,没有经受过贫困、资源匮乏的环境。其实像香港、台湾都一样,现在的大学生都是90后,没有在所谓的专制下面受折磨,没有阴影。没有阴影,有好处,可能也是一个弱点,但是总体而言,当这一代人大踏步进入社会的时候,很多情况都会更为改观。包括他们对教育的理解,他们自己从这么一种比较开放的教育中成长起来,可能会有很重要的变化。

  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剩下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

  凤凰网教育:为什么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每年GDP相当一部分投入教育,但没法建设出世界一流大学,高等教育不甚令人满意?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对高等教育和一流大学的建设问题,这是一个特定的问题,这是政府比较关心的,但也是做的最差的。原因大家都很清楚。

  高等教育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是普遍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因为在大规模扩张的背景下,过去是面向少数人的高等教育,现在面向大多数人,所以这两种教育模式应该是很必要的,加上目标,加上内容,现在只有一种数量的扩张,量变没有引起质变。我们的教育内容、架构、目标、课程都还是层层相应的。

  第二是国家追求的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目标,不完全是学校自身的问题,或者说它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你只要建立起了现代大学制度,剩下来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甚至可以这么说,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已经有些大学达到了世界很高的水平,包括当时的燕京大学,除了它的产出和培养的优秀人才,创造性成果也很大。实际上是能不能建立起一个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概念就是大学自制,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如果建立不起这样的团队,其它都是瞎掰,再投资多少钱也没有效。

  现在的学校基本上是官本位、行政化的学校,教授没有发言权,怎么可能让他做出创造性的成果?所以沈从文被问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可以产出那么多创造性的作品、成果,培养那么多人才?沈从文想了半天就两个字,自由。物质可以非常匮乏,但教授的精神自由却是存在的。但是这样的概念,在国家层面好像还没有建立,他们还是认为只要引进多少优秀人才,给他们足够的钱,就能打造出世界一流来。如果用国家行政权力、用金钱可以打造一流大学的话,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全部都应该在阿拉伯国家。道理就是这个道理,不是钱的问题。

  创立新大学可能成为教育新的生长点

  凤凰网教育:中国现在也在进行一些尝试,像南方科大,包括中外办学、联合办学、独立学院等等,您认为这些模式可以算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比较有前景的尝试吗?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我个人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可以看到的亮点主要就是大学,也就是说像经济领域改革一样,你要想靠国企自己改,这个过程非常缓慢。那么经济领域是用开放促进改革,就是引进外资、外企、开放市场,形成一个竞争机制,有多样化的竞争主体,逐渐发生一些变化,国内市场、政府和学校改变它的行为,尤其是WTO,进入一个新的轨道了。

  在中国大局,这个开放刚刚开始,我个人认为比较有效的途径是用开放促改革,要想指望一个官本位的60年代大学,幡然有什么改变,不是很容易的。很多改善都是非常局部,非常肤浅的这种修修补补。

  我觉得有两个可能的创新途径。第一个就是对外开放,促进教育改变,引进国外师资和理念,来提供一些不一样的教学,会产生这种鲶鱼效应。第二是一些新大学,因为最近这几年,国内还是建立一些小规模的新大学,比较典型的就是南方科技大学,新建立的上海科技大学,新建立的国科大,就是中国科学院大学,这种大学都是小规模的精英性。

  因为老大学你想让它翻身很困难的,历史负担太重了,但是新大学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给它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比较开放的有效制度设计,那么新大学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生长点,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凤凰网教育:现在很多国内高校联合国外大学开设合作办学项目,这种项目如何保证质量?有家长怀疑是来中国圈钱。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我们刚才说的开放促进高等教育变革,这个概念之外,这种合作办学项目确实很大程度上是盈利性的项目,作为一种教育创收的途径,确实跟上海纽约大学这种具有独立法人的大学概念很不一样。

  像这种合作办学项目,全国有成千上万个,但是它并没有对老大学产生实质性的改变。国内高校和国外大学都把它作为创收的手段,招收的都是国内的所谓“落榜生”,对这些落榜生高收费,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一块儿来分红,这么一个模式。它的核心不是在教育改革、教育创新这方面。

  中国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才刚刚开始

  凤凰网教育:像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这样的学校,如何保证它的教学质量?多大程度上能对中国教育创新做些改变?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要看创办者他们的意愿和境界,从现在情况来看,还是比较令人耳目一新的。尤其是像宁波诺丁汉大学,已经办了十来年了,其实他们已经形成自己的培养模式和口碑。他们刚开始办学的时候,生源都是三本的学生,没有人报名,因为名字没听说过,而且学费收那么高,所以没有生源。现在大多数学生都是一本录取线以上,而且他们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和入学情况相当好。

  这些学校已经逐渐逐渐的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创造了自己的品牌。像珠海的联合国际学院是“全能教育”的概念,在国内大学还没有。而且讲最起码的一点底线,这些洋大学是不容易毕业的,中国是什么情况?第三年、第四年完全放羊了,自己去求职、去学习,全世界没有这样的大学。这些洋大学每一个课程,每一个环节都是有用的,不注水。

  第二,他们的教育模式,采取国际标准,全球通用的教材,全世界招聘的教师授课,并不是说英语授课就一定更好,而是说它采取的是全世界通用的教育模式,就是通才教育。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中国的手机、电脑、冰箱、彩电都已经国际化了,产品可以在全球行销,只有中国的人才培养、高等教育还是自说自话的,完全没有进入国际标准。所以你的人才无法在全球就业,你培养的工程师、律师、会计师,全世界都不认的,到了外面只能去打杂,或者重新学,这就是全球标准跟地方粮票的区别,我们的高等教育还处在这个阶段,跟经济领域的国际化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我刚刚讲,我们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才刚刚开始。你想参与国际竞争,想要在世界领先,又不按全世界通用的规则和培养目标、课程标准、人才培养模式,你自己搞一套,我们遵循的还是50年代建立的苏联模式。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应该进入WTO,要接受世界标准,要国际化,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而不是说派一些留学生出去,接一些留学生回来。

  中国在教育领域还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

  凤凰网教育:相比汽车、科技、房地产,教育在中国确实相对比较封闭,很不商业化的一个领域,而且很多方面是国家垄断。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对,为什么高等教育变化特别少,甚至远远不如基础教育,因为多年来的意识形态,把高等院校认为是培养接班人的阵地,对于国外介入特别敏感。我们在教育领域还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如果你需要现代化的启蒙,还老是把人才培养和教育高度政治化,那它就属于前现代的状态,就是培养官员,优秀学生都积极从政、当官。全社会读书做官的价值观并没有真正得到纠正,跟我们的教育系统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化的状态有关。

  凤凰网教育:有观点认为现代中国社会普遍缺乏信仰,如果教育领域更加开放,国外理念和思想介入,会对下一代的三观和信仰带来冲击?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信仰的重建,文明的重建,道德的重建,大学开放对这个问题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或者说是非常有限的。怎么进行中国的文化重建,那从儿童教育就要开始,包括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五四以后,你的新文化怎么呈现?我们把它称之为现代化的启蒙任务,应该说到今天为止,从全社会而言,还没有真正完成。我们虽然理论上辛亥革命了,封建帝制取消了,但是这种传统的意识和文化、观念,还是根深蒂固,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清理。

  社会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是经济单方面的突飞猛进,必须有相应的文化系统、道德系统来支撑他们,这两个方面应该是相互支持、互相促进的。但现在看来,中国的道德和文化系统的衰败,或者说它的振兴、重建,跟经济领域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农村教育的短板问题之严重难以想象

  凤凰网教育: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村儿童上不起学、没有好老师,代课教师生存情况堪忧,未来这些教育弱势群体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在亚洲国家,大多数国家的教育投入都低于GDP的5%,中国是刚刚达到4%,所以中国政府在教育改善的投入和意愿上,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提升,我们不能认为达到4%就到头了。

  确实中国农村教育的短板,它的问题之严重,令人难以想象,只不过国内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个群体的存在。全球失学儿童5800万,中国有多少万?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字,没有人做这种统计或做这种关注,但实际上这些年,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当中,出现了两个新的边缘化群体,一个是留守儿童,一个是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数量是在6000多万,流动儿童在2000万左右。当然比较而言,留守儿童的问题要更为严峻,因为他们丧失了一个基本的教育前提,就是亲子分离,没有监护人。

  一个朋友曾谈到他在湘西一个县支教的经历,让他大为震惊,原来他们想去支教一年,想要教两年级的学生学会一百以内的加减法,后来发现学生20以内的也不会,赶快教他们20以内的,后来发现他们10以内的也不会,上到一年级、二年级没有任何基本的教育,不要说教育,连基本的生活也是缺失的。下课的时候,一个女孩把她的衣服、裤子全部脱光,赤身裸体的,老师很奇怪,为什么把衣服都脱掉?后来一看,她穿了五件衣服,天已经很热了,别人都穿两件衣服。

  后来支教老师认识到,你根本没有能力教她十以内的加减法,因为她从小到大没有一点教育的因素。这种情况说老实话,我们听到感到非常遥远,难以想象,其实就在湖南湘西,像四川梁山地区都是这样。去年有一幅获奖照片,看那个学校的图象,我相信跟一百年以前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一个敞开的屋顶,阳光可以照进来,你很难想象这是在21世纪的中国农村。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教育问题的改善,遮蔽了很多东西。农村的教育短板到底有多短,没有人能够体会到,因为在中国,教育公平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中国任何领域都不缺人才 缺好机制和平台

  凤凰网教育:现在很多中国人用脚投票,中小学阶段就出国留学,留学低龄化趋势明显,未来有没有可能造成中国无才可用,或者人才资源恶性循环?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从国家层面上,很关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优秀的高中学生开始放弃高考,到国外留学,需要国家加快教育改革、高考改革,能够吸引更多的人留下,这是一方面。

  关于中国会不会无才可用这个问题,其实我不是很担心,人才危机从80年代以后讲了那么多年,尽管文革当中断层了十年,经济不仍然高速发展吗?人才这个东西是流动的,当时我记得谁说过,全世界范围内,有两样东西是完全过剩的,一个资金,一个人才,哪里的制度环境好就到哪里,不是说非要土生土长、住到我这儿才能为我所用。

  另外,我个人认为,在中国任何领域都不缺人才,缺的是一个机制,一个平台。举例来说,中国好声音,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后,会发现连卖菜的、种地的都唱的这么好,没有这个平台,你不知道,你以为只有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才是人才。我觉得这点对我们触动特别大。

  中国真的不缺人才,因为它的人口基数太大了,要什么样的人才,只要一个开放的环境,好的制度,源源不断会涌现出来。不是说要靠领导人,靠眼光独特,确定这个人那个人,确定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重点培养才能出人才,完全不是这样,就是改善你的土壤,改善你的环境,人才就会喷涌而出。

  有创造力的人不见得是名牌大学高学历

  凤凰网教育:您刚才说的人才培养平台和机制,国外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或者您觉得可借鉴的,可以综合、科学地评价和发掘人才?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很多情况下,我们还是把学校教育、学历教育视为评价人才的唯一标准。像谷歌,一开始招聘也都是想招聘高学历的人,后来发现不行。有创造力的人,不见得是高学历,尤其不见得是名牌大学的学历。如果我们的概念改变了,真正以实用为导向的时候,就会发现人才用不完了,你当个总经理的秘书,非要名牌大学毕业吗?或者非要研究生毕业吗?不要说三本的,连大专的,高中毕业的是不是也可以?香港考公务员,高中毕业就可以报名。

  我碰到一个国家领导人,他说了一个故事,他说见一个以色列的外交部代表团,发现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华人的脸,跟他聊天,你是不是中国人?他说是,原来哪个学校毕业的?他说我是江西什么什么大学,李源潮跟我说的。李源潮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有这么一所大学,肯定是三本啊,大专啊,在国内完全无名的,但李源潮说,你看这个人到了以色列,现在可以成为外交部的高级专员。

  在中国这样的人根本没有机会的,李源潮就说,我们的用人制度就是这个道理,人才你只要换一个概念,以使用和能力作为评价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标准了,人才就大量涌现了。光用高学历、博士、硕士评价人才,只是其中一种标准。

  慕课有可能成为弥补教育资源的重要途径

  凤凰网教育:近几年慕课(MOOC)发展蓬勃,在中国也掀起了创业潮,您觉得未来传统教育机构,包括大学、院校这种传统教育单位,是不是需要转型?怎样适应互联网教育时代?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慕课现在主要还是一个话题,还没有大面积地进入教育生活,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大家都预言,今后有可能对教育产生很大的改变。我们可以想像,现在阻碍中国人大量使用慕课的就是英语,如果国外大量的慕课都有中文字幕,那它的受众就可以极大程度地增加。

  这里面有一个过程,而且他们今后要引进的慕课不是那种讲座式的,讲一节课开阔视野,增加素养,是一门严肃的课程,会计学或者什么经济学或者电子线路,原来二十几个学时变成一个课。如果这样一个课都有中文字幕,我们就可以想象它对大学的影响了。也就是说很多三本的、四本的大学生,他不用上老师的课,肯定他的教育质量要更好。

  慕课真有可能成为弥补教育资源的一个重要途径,现在它还比较零碎,比较碎片化,所以它没法真的构成常规课程教育的一种替代。但我想这需要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