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就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本文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视野投向教育领域，通过分析世界各国的经验和相关数据，认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问题是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地增长。如果一个国家经济能够实现持续稳定地增长，则该国必定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则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泥潭。关于经济增长的话题，学术界在过去20多年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究竟是什么原因促进了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研究结论虽不尽相同，但是都强调了教育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作用。据统计，从二战后到现在，全世界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然后进入到高收入（台湾与韩国），有十三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长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教育的停滞不前与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密切关系。如智利在中等收入陷阱滞留了40年，乌拉圭滞留了38年，巴西在1975年跨入了中等收入水平，而至今还未进入高收入阶段。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却成功实现了由中等收入到高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转变。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达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了3000美元，1995年达11000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日本用了12年，韩国用了8年时间。他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多个因素，但最为关键的是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经济学家埃森格林联合两位亚洲经济学者共同发表的研究报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证据》中指出，东亚之所以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重视教育，奠定了雄厚的人力资源优势。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

　　高等教育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发挥着更大作用

　　研究发现，在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基础教育发挥重要作用，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发展阶段，教育质量相比于教育数量、高等教育相比于基础教育、高级技能水平相比于基础技能水平，对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更重要作用。

　　一个随时代前行的高等教育体系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经济体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高等教育繁荣发展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同向同行。教育之昌盛，国为本。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说过，当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时候，也是德国的国势在世界上最强的时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也说过，美国今日的经济强国、军事强国是以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基础的，一流的高等教育培养了众多人才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为美国效力。

　　高等教育是发达国家之所以经济发达的关键因素。美国经济学家范登布什和阿吉翁等分析认为，接近技术前沿的国家应该更多地投资于高等教育，因为这样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而使得这些国家达到技术前沿的位置。相反，远离技术前沿的发展中国家则应该更多地投资于基础教育，因为他们需要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来获得发展。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迈进过程中，则要重视高等教育的作用。

　　通过创新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与服务能力，

　　使高等教育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发挥其使命与价值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深化经济改革，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除了完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之外，则必须要努力发展教育，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十三五”期间，教育既要强调公平发展，同时也要强调发展质量，努力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能和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但无力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反而发生副作用。我国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重视教育质量的提升，在普及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情况下，重视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和质量的提高，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角度改革和发展高等教育体系，而不是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孤立的体系独自演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创新驱动战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体现高等教育的价值与作用。

　　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产业结构与市场创造的劳动岗位与高等教育迅速增速的矛盾，必然造成工人的“招工难”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的双重矛盾长期并存。如果高等教育结构得不到优化，高等学校不实行分类发展，这一矛盾必将长期并存。要改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性断裂，改变工人“招工难”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有赖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为吸纳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需要高等教育自身结构调整，实现高等学校的多样化发展。既要有若干所高校和一批学科向着世界一流水平迈进，也要有大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型。随着经济增长与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在高校规模基本稳定并且竞争加剧的现实情况下，高校会逐步寻找自身定位发展方向，中国高等学校分类的实践模式会逐步形成。

　　创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然要面对工业化4.0、互联网+、智能制造和数字化、网络化等科技进步及其对于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目前大学教育体系中的学科设置和教学理念均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需求制定的，过去40多年来学科专业不断细分，这样的教育模式已难以培养出能够驾驭日益复杂的综合制造业体系的优秀人才，我国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远不能满足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转型的需要。

　　纵观工业发展历程和西方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将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总结如下表：

　　工业1.0—工业4.0下各阶段的高等教育特征

　　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演进，都是人类将自身大脑的创造力物化为工业生产效率的过程。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有各自的显著特征：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机械取代人力；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大批量取代单件流；第三次工业革命是自动取代手工；第四次工业革命则将由自动化升级为智能化。工业1.0时代，大学仍然是传统的古典大学模式，学徒制是一种封闭的经验传授方式；在工业2.0时代，适应流水线作业模式，大学教育走向高度专业化人才培养，形成半封闭式的教学方式，一方面是教学向工厂企业等工作一线的开放，强调实践教学、教学实习等；另一方面是学校内部不同院系与专业的自我封闭；在工业3.0时代，适应自动化生产的需要，开始在专业教育的基础上强调通识教育，大学内部不同系科教学开始走向有限的开放，形成半开放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到了工业4.0时代，适应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需求，逐步形成高校院系开放的、跨学科的、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是工业4.0时代人才培养模式发展的新方向。与工业3.0相比，相比于自动化，智能化可以把工人从单调、程序化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人们能够将精力集中在创新和增值业务上，从而机器和人之间会有新的分工，人们将行使创新与决策的权力，牢牢把握对机器的指挥权，员工的职责将从简单执行操作转化为更为复杂的控制、操作和规划等层面。工业4.0的演进，对人的能力尤其是组织能力、沟通能力、综合能力、创新精神、社会责任感与运用新技术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要打破既有的高度专业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有专家认为，在人才培养上不能打破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之间的壁垒，要发展工业4.0就是空谈。不同专业互相之间彼此渗透贯穿，以及注重跨学科的研究与教学，将是未来高校的人才培养方向。

　　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自1999年扩招始，我国高等教育投入虽连年持续增加，但是增长速度赶不上扩招速度，导致自1999-2005年高校生均教育经费呈逐年下降趋势。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由1999年的8914元下降至2005年的5594元。自2006年始，才呈现缓慢回升态势，到2009年终于恢复到1999年的水平。但2013年再次由2012年的16367元减少至15592元。近20年国家对于基础教育投入上升较快，2012年国家对于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占国拨教育经费的比例为67%，国家对于高等教育投入的比例约为19%。1997年，高校学生的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大约是初中生的10倍。在2013年，这一比值变为了1.68倍。国家在加大对于义务教育、基础教育投入的同时，也要适度加大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作者李立国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黄海军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