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各行各业争先恐后，教育领域当然不甘示弱。眼下，“十三五”规划启动在即，教改呼声势头不减。实质意义上的改革是以发展为鹄的和检验标准的。伴随着宏伟的五年计划一轮轮逝去，中国高教事业及其所属的院校机构在从改革中获益的同时，作为文化组织的属性是否逐渐实至名归了？这是常识，但值得反省。把兼职当主业的文化组织是否真的享有文化品格，更是值得怀疑。教育产业化中的文化式微、规模扩张中的文化失落、教育评价中的文化切割、国际化中的文化失守、教改目标的文化悖论……丰功伟绩之下的瑕疵难免令高等学校疏离于“文化组织”之本分。

　　首先，高等教育在产业化变革中呈现文化的式微。想当年，高教发展直指“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四大目标。其始建言者来自金融界，高校成为国家经济大局解困的棋子，高校扩招的经济原动力表明了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国家行政意图。这种行政意图到各省联动了以大学城运动为标志的地方经济发展策略，一些地方政府一味将高校作为推高经济指数、提升政绩工程的砝码和盘活地方经济的辐射源、增生点，一窝蜂开展“造城”运动。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跨校区教学及管理成本剧增、师生交流沟通形成障碍……文化虚空问题暴露无遗。

　　其次，规模扩张致使文化品味失落。院校合并升级之风盛行，大规模院校合并后的财务、档案、人事管理中问题成堆，合并院校间的组织文化差异无可避免地产生文化消磨，处于非主导地位的院校文化在合校后被弱化甚至消弭，随之而来的院校组织成分之间的文化内耗、部分组织成员的文化身份失落、特色文化稀释、文化磨合阵痛，一些合并院校的二级学院至今采用“××与××学院”的蹩脚格式命名。精英模式向大众模式的转型标志着高等教育对社会文化世俗化的适应，近年高考弃考人数、录取后报到率两个指标以直白的“差评”反映出高校文化品位之公众认同度的衰减。

　　再其次，教育评价也事与愿违地造成文化价值切割的局面。特色导向与同质化发展是教改目标下的一对悖论关系。各级各类评估交叉上阵，教育的逻辑与个性不得不忍受文化切割之痛，指标对高等教育的异化、行政对教研工作的干扰如影随形。整齐划一的刚性指标、口径一致的升格导向、兴师动众的评估过程，带来始料未及的对高等教育规律的干扰和对真正办学特色的扼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高校陷入了文化身份挤压与文化内涵降解的困境。虽然各类评估均把“办学特色”作为重要参数，但院校发展仍然无法避免高校同质化，其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于考评模式和评价标准自身。如潘懋元先生所言“高校之间实际上比的是‘高’与‘大’，而不是‘学’”。学科专业设置面面俱到，学历培养层次应有尽有，把许多大学带入特色越打造越淡化的怪圈。

　　最后，在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出现文化失守倾向。在人才流向和文化传递方面存在现实的不平等关系，也即不同发达程度国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的“引进”与“输出”极其不平衡，高等教育体系之间的势差决定人才由发展中国家趋于发达国家的局面，而在以高等教育为载体的文化输出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处于下风，文化传递的内容和领域集中在浅层次、边缘化层面。与此同时，国外大学应对中国庞大的文凭需求对留学生市场做了扩大规模、缩短学程、降低门槛等一系列调整，加之部分归国留学生学业不精、学历造假等现象，冲击了国内高等教育生态和秩序。

　　简而言之，从教育文化发展线索来看，大学历经漫长岁月，穿过“居住僧侣的村庄”，经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城镇”，来到“充满无穷变化的大都市”，其间摆脱了象牙塔定式和孤傲的自负性格，开拓“入世”的视野，敞开“服务”的襟怀，同时也削弱了原有的气质与格调，沾染上世俗和功利的尘埃，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抉择中偶有迷失。“一流大学”不能在口号中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大概也不是刻意的运动所能达成，文化诉求才是培育人才的关键和核心表征，遵循教育的周期性规律和恪守教育品质，是大学不能违反和不该背离的文化基准。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在朝向文化的回归和收敛中，大学恰恰能够最大程度发挥社会职能并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作者董云川系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政府督学，云南省高教学会常务副会长，省高教评估事务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