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独特而微妙的时代，大学科研工作备受青睐而学术品质并未同增共长。一方面，指标的重要性与指标管理带来的疑惑在高等学府内纠缠不休，捆绑了整整一代教育者；另一方面，与“教学”相对应的“科研”成为象牙塔内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社会评说各执一端，未有善结。本文将跳出传统议论与评说，尝试做出新的解析。

　　首先，狭义的科研的确矮化了学术。回溯学术发端、中世纪大学、学者的产生等等，历史肇始至今，学术与科研是两个内涵、外延都不一样的概念。首先，学术与科研的实质都是求真，但科研的目的在于创新，探索新领域、发现新规律，而学术在这个层面上却有两个指向，不仅指向“新”，还指向“旧”。对人类经历过却尚未及明白之世界的探索和描述并不一定指向未来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也并不影响人类面向未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却能让人类更智慧、更清楚地知晓“人之所以为人”的历史印记。由于科研与学术指向的口径不尽相同，内涵、外延、功能、目的也就难以同日而语。所以，用科研来规定学术、用指标来权重学术、用立项来切分学术时，学术的时空使命已经被强制性地窄化、矮化了。

　　其次，过度的量化拆解了学术。学术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是一种用不同学科范式与思维，丰富、推动历史文明进程的活动。高新技术革命以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更新周期变短，技术革新加速，知识更迭也随之加快。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的“功利价值”彰显，被“加速”的要求外露，前瞻、先导、开创成了“学术”背负的时代使命。这无可厚非，学术本身的社会功能也决定了它必须在这个维度上满足社会的要求。然而，为了创新而创新却有可能让学术背离其最初的“求真”轨迹。学术的“功利价值”被无限放大时，其“借由科学文化技术的进步实现更深切的人文关怀”的本身价值遭到屏蔽。以立项高低褒贬学术，通过项目数量与等级丈量学者，结果事与愿违：学术的真实使命被遮挡，学术人格被拆解，学术的价值势必沦落为量化的数字游戏。

　　再其次，工具理性扰乱了学术“江湖”。于是，与此相关的“课题”横行霸道起来。课题研究作为学术活动开展的载体之一，本质上是一个知识生产或再生产的过程，但由于知识不可物化，所以，并非所有知识都能“生产”出来。在现实的课题研究中，什么课题容易得到项目支持就做什么课题、什么课题能够获取实际利益就扎堆聚气的恶性圈地，问题域及其课题指南成了山头，学术圈子变成了江湖，“有用性”成了评判一切的尺度，工具理性过分张扬，价值理性退居一隅。这样的格局转变，对于学科发展及科学研究产生了深切而无法逆转的影响，最终无异于杀鸡取卵。

　　最后，学科“建设”泯灭了学术“个性”。个性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是创新的原始动因。而求异求新的创新活动一旦变成集体性、规模化的建设行为，则容易导致形神两分的结果，学科体征迅速膨胀而学术内涵依旧混沌不清。此外，从学科逻辑来看，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价值中立的事实命题，原则上都是可实证的，而社会科学的命题虽然也是事实命题，但在多数情况下无法确保价值中立，其实证意义实际上比自然科学要低得多。哪怕同属人文，文学和艺术的学科思维是表达性的，语言学和历史学是理解性的，而哲学则是反思性的……据此，用“课题立项”的标准化管理方式去框定学科建设的确值得斟酌，在此格局之下，不同学科的个性化学科范式与特色必定式微并被强制性削弱。

　　简而言之，学术研究的初衷与动力，首先源自兴趣。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研究活动从最初的个人活动转变为集体活动，继而综合成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对社会系统的依赖程度也同步加大。然而回到学术活动的原始动因上看，任何重大的发明与创造无不裹挟着个人的旨趣与情怀。无数史实证明，任何短浅的业绩评价都不可能给学术贴上“身价”标签，学术的价值从来都不是指标甄别的结果！（作者董云川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政府督学，云南省高教学会常务副会长，省高教评估事务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