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个学科的价值，不应简单地考察其经济效益，还应关注其社会效益及其特殊的思想价值。

　　近来，学术界开始议论教育学科的“裁撤潮”了。我们从某些裁撤教育学科学校的学科规划部门得到的意见是，现在的学科发展要看“效用”。从目前一些对教育学科裁撤的评论来看，依然在拿“是否有用”来作为评价标准。“是否有用”说得好听一点指的是“贡献度”，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效用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否科学，相关政策稳定吗？以有关科研的绩效考核标准为例，如果中文系的教授没有在国际期刊发表文章，是不是就说明我国大学的中文系水平不高呢？科研成果到底是发表文章重要，还是服务于社会重要？决策中学科的差异性是否得到了尊重？有的学科如工程学科，近期效用很明显，但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考虑，需要有基础学科的支撑。人文科学的“效用”更隐性，长远来看更是必不可少。但是，效用标准的科学性还未完全解决，就开始靠它来决定学科命运，决定学校和师生的命运，是否有些过于草率和鲁莽了？

　　衡量一个学科的价值，不应简单地考察其经济效益，还应关注其社会效益及其特殊的思想价值。学科价值评估的复杂性，根植于学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和特殊性。谁对学科的效用进行评估，评估的标准如何厘定等，都是值得深入考量的问题。应充分认识学院科学与创业科学、硬科学与软科学、纯科学与应用型科学所彼此拥有的独特价值。对于教育学科而言，它也许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却守护着学术自由的灵魂，内嵌着人类灵魂工程师培育的使命。

　　他山之石，可以为玉。当前高校决策一般都会将眼光瞄向欧美一流大学的做法，或者新加坡华语区等。这是好事，现在都在讲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闭门造车肯定是没有前途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到底怎么学习？今天听说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撤了，明天听说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也危险了，甚至日本文部科学省2015年要求大学考虑一些人文学科的转型做法也成为支持我国教育学科撤销的依据。每个国家、每个大学的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不能“人云亦云”，否则只能落到“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地步。按照国际借鉴的逻辑，某些高校的决策层为什么没有提到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依然“笑傲江湖”呢？今年6月份，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教育研究院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举办了“研究型大学的教育学院：挑战、机遇与合作”高层峰会，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的老院长们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既认可教育学院在本校的作用，也认为需要积极应对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实际上，国际经验的借鉴并非盲目的照搬，而应充分考虑特定高等教育机构决策的背景和动因及其潜在风险。从一定意义上说，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对高校决策的意义在于提供“参考系”，它既包括积极的经验，更包括反面的教训。

　　教育学科的“裁撤”并非个案，准确地来说，不只是针对教育学科，而是高校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程度的折射和必然结果。毋庸置疑，在学科建设、院系设置过程中，如果忽视了大学学术治理的内在规定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学学科生态系统的紊乱与失衡，侵蚀大学赖以生存的学术净土。（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