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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云川 黄湘超:当“导师”变成“老板”

  相声界郭德纲曹云金师徒大战近日成为社会热点,高等学府中导师与学生的关系也常常攀上风口浪尖。如去年人民大学“微信门”断绝师徒关系,今年5月华东理工研究生在导师参股的工厂爆炸遇难等等。显然,部分学校的少数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在不经意间已经渐渐弱化、甚至异化为既功利又淡漠的“老板与员工”模式。

  从古至今,秉承传统的教育观念,以下几种典型的师生关系为世人所推崇:其一,教师应“身为世范,为人师表”,学生应“亲其师,信其道”。其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亦即“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其三,“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类似的关系表述源远流长,其中不乏积极要素,广为社会各界认可、推崇并践行。

  而今,高校中“老板”一词正在越来越多地取代“导师”“老师”等称谓,成为研究生对导师的昵称。有的导师被学生呼为“老板”时,欣然接受。极少数导师在研究生的学业规划上随意拖延,把学生视为廉价劳动力,致使学生委屈满腹,对导师的敬畏心荡然无存,只望毕业重获大赦。如此这般,完全失却了教育理想中“为师为学”的榜样风尚。

  当导师变成了“老板”,与之相对的研究生自然就化身成为“员工”。员工当然冀期望于能够和老板处好关系,博得老板欢心,以便能够顺利取得一纸文凭。由于老板对员工拥有潜在的控制权,对于员工真实的状况难以上心关怀,如此一来,员工变成残次品的几率就会递增。在“老板”和“员工”的利益纠结和关系链条中,学术已经不是主课,甚至不是必修课,充其量不过算个副产品而已。接下来顺理成章,学术创新、学科建设也渐次成为奢谈。

  校园“老板”现象,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个称谓的变换,但细究起来,成因却耐人寻味。除却教师个体的价值选择及言行坚守之外,还与高校对于教师的考核要求有着难以分割的牵连。长久以来,高校对教师考核管理,偏重于一系列教育教学行为之外的硬性指标,于是,无形的教书育人之崇高地位实际上不得不逐步让位于有形的考核指标。加之不同导师对于研究生培养的具体情况及指导方式千差万别,难以监控与测量。于是乎,个别导师在教学上得过且过,对于学生的学习成长无暇顾及,而对自己的项目申报、社会活动、绩效攀升热衷不已。

  也有的老师身兼数职,从公司参股人、企业投资人、独立董事到兼职教授等,在获得额外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同时,将自己的时间与精力牵扯其间,神思不济,只能把自己的学生转换为助力工具加以驱使,以满足绩效要求。师生之谊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单纯,随着利益因素的介入,学术比重及其权重必然相应减少。由此上演的一幕幕闹剧或悲剧也就在所难免。再加上那些并不能够如实到位,一般通过“商学串联”和“官学混淆”渠道上位上岗的“客座”或“兼职”导师,市场逻辑以及权力通则多方渗入高等学府。导师难以“身高为范”,又怎能希望学生独善其身?

  本应追求独立精神、自由学术的大学中人,在各种诱因的胁迫与压力之下与教育本职渐行渐远,与此相应,大学的公信力同步下滑,师道尊严,正迅速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与笑料。

  研究生导师作为高深文化的传播、继承和创造者,给予学生的不仅仅是单纯的专业知识与执业技巧,更涉及价值观的引领和思维方式的陶冶。导师因为学生而存在,自当以身作则。钱穆先生说:“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对于一个人如此,对于一所大学也不例外,能被无数学子追忆不已的,方才是大学的“生命之真”:不因时间流逝而磨灭,不因政见不同而扭曲,也不因人事变换而消散。在追求科学和真理的过程中,导师和学生必须协力同行。

  在学府之中,课堂内外,少几个“伪老板”,多一些“真老师”,无疑是当下大学之幸!(作者系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政府督学,云南省高教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