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教卫生领域的其他行业不同，演艺界很早就走向市场，取消了事业编制，而且整个运营也完全商业化。这一变化背后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搞活”：人们在上个世纪的“下海”氛围里急于改善物质生活，国家一时又很难大幅度提高投入，借助竞争拉开从业人员之间收入差距被认为是有利于文艺生活繁荣的。

　　现在看来，明星大腕的收入无疑是增加了，但是炫富媚俗风习盛行，而编剧、灯光、后期制作等其他业务的劳动者酬劳极低，作品粗糙庸俗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对此局面，广电总局最近不得不通报批评，提出整改意见。也就是说，将市场机制引入文艺界未必不可行，但是涉及非常复杂的规范和引导。改变传统和断裂式的改革，如果不得不做，对改革者的驾驭能力会提出很高要求。他们应该对负面效应有充分的估计，预设稳妥的应对方案；对改革中遭遇的所谓“失败者”和小人物，也应该有真诚的人性关怀。

　　画家、作家和音乐家的工作可能比较适合采用自由职业的方式。即便如此，公立的大学、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仍然是许多艺术家教学和创作的重要平台。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并不单纯依赖市场。

　　与演艺界不同，新闻出版、科技教育以及医疗卫生等行业是关系到社会公益和社会控制的关键领域，很难以个人工作室或者“走穴”的方式进行。专家如果都唯利是图，纷纷游走江湖去追逐高端物质好处，整个社会秩序容易陷入乱局，社会公平很难得到保证，弱势群体的状况会进一步恶化。在这些领域取消事业编制和引入市场机制是需要慎重一些的，决不应该受制于“搞活”这一简单粗暴的思维。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人事改革的步骤持续不停，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就此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和辩论，更加清晰地梳理相关的基本思路呢？文教卫生领域人事改革的初心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现有的两条核心原则是否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原则一是大范围地弱化和去除事业编制，引入市场化机制；原则二是加强竞争与考核，将教师和医务人员这些传统上具有高度职业安全的岗位变成“合同工”。

　　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我们的文教卫生专业人士的待遇过去是比照公务员来处理的。民国和建国初期有“公教人员”一语，即公务员和教师，意思是说，二者属于一个范畴。他们的待遇未必很高，但是体面和就业安全是他们职业的共同特点。当下的问题是，如果现行的人事制度改革思路，我们的教师和医生等专业人士将会去除掉身上原有那部分“公务员”色彩，他们所在的行业将会更市场化些。

　　很多西方国家新闻出版机构的记者和编辑的确不是公务员，但是他们是替私人老板工作，而不是为国家和整个社会服务。欧洲很多国家和日韩等亚洲国家将教师列为公务员，或者有教师终身聘任制。即便在美国，州立大学和公立学校教师和职工待遇也比照公务员标准来处理，并且拥有牢固的就业保障。不少国家公立医院的医生也是公务员。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有一种诡异的“妖魔化”公务员倾向。大家仍然认为公务员是体面职业，尤其看好其就业安全稳定这一优势。与此同时，不少有话语权的人对公共权威，对国企和政府工作人员成见很深，把改革开放机械地等同于一切都靠竞争机制，等同于弱化国企和其他公立事业，等同于削弱或者取消事业编制。这种倾向与先进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是背道而驰的。

　　其实马克斯？韦伯早就说过，在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中，为了做好他们的服务工作，官吏和专业人士需要有安全的物质生活保障，同时必须脱离市场上直接的物质利益追逐。这就是为什么各国都建立了现代公务员制度，并且将教师等专业人士直接加入公务员序列，或者给他们公务员待遇。

　　依照我们自己的国情，记者、教师和医生等专业人士到底是上升进入公务员编制好，还是都下降成为“合同工”好？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对过去一段时间的以及当下的人事改革思路进行更多的反思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