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代青年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生力军。但毋庸讳言, 目前我国还存在着青年群体创新活力不足、创新精神不强等诸多问题。当然，这涉及内在与外在多方面因素,而社会环境无疑是承载青年创新活动的重要土壤。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所有资源都会从高制度成本区域流向低制度成本区域，这是大势所趋。那么，为什么竞争过后有些区域沦为创新的荒漠地带？有些地区则一跃成为创新的摇篮？如果说，创新要从社会的“细胞”抓起，创新的种子永远都生长在文化高地上，那么，培植青年创新活力的路径又在哪里？为此，《思想者》刊登一组特约稿件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顾严：厚植青年创新的社会土壤

　　阅读提示：当社会中形成了普遍的风险厌恶型偏好，对青年创新则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创新要从社会的“细胞”抓起

　　创新是一项对大脑认知能力要求很高的活动。

　　现代脑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认知能力，既受到脑细胞数量的影响，又受到其质量的影响，更受到这些细胞之间连接的影响。脑细胞的数量，主要决定于胎儿期间的生长发育，当人出生以后，脑细胞就达到了峰值，此后只减不增。脑细胞质量的提升，集中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仍然是在胎儿期，第二阶段在出生后一年内。而脑细胞大规模建立连接的过程，发生在出生后的3年内，大脑借助脑细胞之间的神经递质来传导信号，发挥越来越强大的功能。

　　也就是说，创新所需要的大脑，在3岁时就大体定型了。而鼓励创新的政策，绝大部分都是针对成年人，至多是向前延伸到中小学阶段，开展创新教育和体验活动而已。在脑发育最关键的时期，能够直接发挥作用的，是社会的基本单元，被称为社会细胞的家庭。

　　家庭成员的陪伴，有助于孕妇的积极心理和正面情绪，对于胎儿发育（包括脑发育）有一定的益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陪伴，对于婴幼儿阶段，脑细胞质量的提升，尤其是脑细胞之间连接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说话、玩耍、阅读等，都对大脑形成有利的刺激，相当于为认知能力的开发提供养分。生长在缺乏关爱、经常争吵、消极断裂家庭的儿童，不仅童年是不快乐的，而且在认知上也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会严重抑制成年以后的创新能力。

　　普遍一孩的家庭结构抑制创新

　　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人们对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长期实施的一孩政策、城镇化特别是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不彻底，这些主客观因素共同发力，使家庭走上了持续小型化的轨迹。1982年人口普查时，全国家庭的户均规模是4.4人，5人及以上户的占比约为1/2。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家庭规模降至3.1人，3人及以下户的占比接近2/3。家庭规模的缩小，加之主要劳动力工作强度和压力的加大，家庭中的儿童成员得到的陪伴明显不足。很多家庭都遗憾地错过了在0～3岁这一重要阶段，来积极干预儿童早期发展的机会，甚至都不了解有这么一个阶段。外出农民工家庭的城乡分割，也对数千万的留守儿童造成了事后难以弥补的认知能力损失。

　　更严重的挑战是，普遍一孩的家庭结构，在社会上形成的普遍的风险厌恶型偏好，对创新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往往会把大部分的收入和几乎全部的希望，都倾注给了这唯一的孩子。就像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人，紧紧地抱着篮子不放手，不愿承担丝毫的风险。

　　创新经济学的鼻祖熊彼特说，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没有破坏，就没有创新。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也是最大的希望，听到家长最多、也是最强烈的要求，并不是“要创新”，而是“要听话”！孩子们从小就被言传身教，加入了与父辈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风险厌恶型人群。学习成绩越好的孩子，越是听话，也就越求稳定。他们往往享有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却最终进入了行政部门工作，而不是企业。政府是提供服务的，企业才是最重要的创新主体之一。家庭结构不变，风险厌恶的社会偏好不变，投入再多，也不一定能够充分保障创新驱动的落地。

　　纵观全世界创新能力领先的国家，大都有促进家庭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以家庭为单位，或者考虑到家庭成员的状况进行减税、退税；劳动力市场比较灵活，妇女因生育退出以及之后的重新进入都相对顺畅；社区对家庭的支持比较到位，子女照料特别是儿童早期发展能够得到基层社群、社会组织等的帮助；有的还实行了津补贴制度，鼓励家庭成员共同生活。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在生育选择和家庭结构上，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一方面，父母不必把精力和财富集中投给孩子，自己有时间参与创新活动，也有能力通过尝试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来支持他人的创新；另一方面，儿童早期发展特别是脑发育效果比较好，孩子们独立认知和思考的能力培育得比较充分，不怕失败，乐于“破坏”，也更加追求创新。

　　中产不稳的阶层结构也会制约创新

　　社会当中的阶层结构，也是创新的重要基础。一个流动性比较强、特别是底层群体有机会向更高收入阶层流动的社会，通常对全社会的创新都可以形成很强的激励。中国社会正在出现的阶层流动不畅，甚至是阶层固化的不利倾向，对创新构成了压抑。

　　20世纪90年代，我国低收入居民向更高收入阶层流动的概率，大概是5年间50%左右。也就是说，处于低收入等级的居民，5年后大概有一半还处在原来的低收入等级，另一半达到了更高的收入等级。这一概率，进入21世纪以来，下降到略高于40%的水平，已经低于英国、德国和北欧国家。简而言之，低收入向上流动更加困难了，而且比社会早就定型的老牌发达国家还要困难。

　　中等收入阶层是创新的主力军，科学家、工程师、高级技术工人、职业经理人等，都属于这一阶层。而我国的中产阶层，在5年间收入水平“保级”的概率仅有32%，“升级”为高收入的概率是27%，“降级”为更低收入等级的概率是41%。也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层，保级难，升级更难，降级却比较容易。

　　厚植有利于青年创新的社会土壤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创新驱动是国家命运所系、世界大势所趋、发展形势所迫。创新需要社会环境的支持，这不仅包括宏观层面上，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资本的投入、社会舆论的引导，更需要在微观和中观层面上，厚植社会土壤，形成家庭结构和阶层结构有力支撑创新的局面。

　　首先，可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下鼓励多样化的生育选择，为创新提供适宜的家庭结构。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中，应切实取消政策内审批，简化登记流程，完善妇女产假政策，探索丈夫陪产假制度、新生儿及托幼津贴，配套推进劳动力市场弹性化建设，支持更多的一孩家庭生育第二个子女。同时，要密切监测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的动态，如政策效果总体达不到预期，可考虑超前谋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第二，需要建立家庭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为创新奠定微观社会基础。近期可尽快试点推进以家庭为单位计征个人所得税、综合征收工资薪金和一次性劳务所得税，为抚养负担较重的家庭减负。水电气暖等公用事业收费规则的制定，也应更多考虑家庭规模和结构，给予育儿家庭实质性的优惠，或在税收政策中通过抵扣和退税方式予以解决。加强社区平台建设，引入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对家庭进行帮助，让照料人得到喘息服务，使家庭与工作、育儿与创新能够平衡，也十分必要。从中长期看，要在重大决策中系统性地引入家庭视角，确保政策惠及家庭，促进家庭发展而不是分裂家庭。

　　第三，还应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创新打造坚实的阶层梯队。坚决遏制靠垄断地位不劳而获、靠公权力为个人营私的行为，提升知识、技术要素和创造性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尽快“抢修”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的致富大通道，显著拓宽创业创新的增收渠道。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切实加强产权保护，探索建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机制，提升居民财产安全保障能力。让低收入群体更多地向上流动、靠创新致富，让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为创新持续提供新动能。（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白云乡：“好奇心”的好奇

　　医学心理学认为，人的衰老从失去好奇心开始。而保持好奇心是青春永驻的良方。人如此，国亦如此。

　　在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有这样一句话让人倍感新鲜，即“进一步加大对好奇心驱动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这就是说，中国的决策层已经充分认识到，必须鼓励和大力支持科学家们的好奇心，来借此驱动和推动中国在科学基础理论领域的进步。说实话，在笔者以往看过的无数的政府的例行公文式的长短文件里，这句话本身和这句话的内含真算得上是一朵政策“奇葩”。可以想见，在中央大力倡导科学技术创新的今天，驱动科学家们的好奇心，必会使中国的基础研究更有定力；而好奇心的暗示与指引，也会让基础研究更接近“一念非凡”的原创发现与突破。把好奇心与基础研究的驱动关系写进国家科技创新规划，这在中国的文档文牍历史上同样也是一种创新吧！

　　众所周知，人的好奇心、是指在认识事物过程中对未知的新奇事物进行积极探索的心理倾向。说好奇心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基础诱因也不过分。

　　100年前的1916年，爱因斯坦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事正酣时发表他的广义相对论。不能不说与他的好奇心驱动颇有关系。为何这样说呢？因为他的这套物质是空间之属性的推测不是源于观察。他认为一束光线通过太阳表面时其弯曲的程度是牛顿物理学解释的弯曲度的两倍，这仅仅是靠非凡的智慧进行的纯理论的探索。而他的这种奇思妙想也的确在3年后的日蚀中得到了验证！

　　50年前，全世界科学界的好奇心，因为试管中合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脱氧核糖核酸而受到极大的刺激和鼓舞。从此，人类迈出了克隆生物的第一步，一场“遗传学革命”大幕拉开！

　　因为好奇心是促进人的智能发展和帮助社会公众认识客观世界的内部动因，所以一个人或一个社会有无好奇心，也能从某个侧面看出国民的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和基本文化水准的高低。一年前，一位中国作家刘慈欣因为他写的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了2015年的雨果奖，今年获奖的也是中国作品。中国人在科学幻想作品的创作上，连续两年获大奖，这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今天中国人思维的空间已经变得十分广阔，而让新一代人的幻想任其翱翔的就是因为他们插上了好奇心的翅膀！

　　严肃的政策条文中出现了鼓励好奇心的字句，素来性格内敛循规蹈矩的中国人竟夺得了科学幻想的大奖，中国正在为2020年将发射的火星探测器向国内外征询一个好听的名字……所有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事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有点出人意料。

　　然而，您是否想过，在这些“出人意料”的背后又是什么？笔者以为，它们都在昭示着中国政府和中国公众在发展理念上的一种新觉醒。同时，也在有力地证明：中国人的科学理性和科学意识与世界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相比较，已经从“跟着跑”开始变为“并排并肩跑”，有的时候在有的方面，中国人甚至还能处在“领跑”的位置。这些也让人看到，中国在推进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采取的加大科技创新的种种措施和手段，已经取得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这样表述他在阅读法国伟大的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小说时的感受，他说，儒勒·凡尔纳的作品“让我的头脑充满了无尽的想象”。

　　是的，无尽的想象伴随我们人类在黑夜里踽踽独行，在科学的星辰大海中摸索前进，只要有未知，就会有突破未知边界的欲望。而这种欲望的乳名就叫好奇心。

　　黄志澄：理性对待颠覆性技术

　　颠覆性技术是一种另辟蹊径、对已有传统或主流技术产生颠覆性效果的技术。与其他渐进性技术不同，颠覆性技术将产生一种创造性的“破坏”, 引领全新的产品和服务，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

　　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培育颠覆性技术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务院近日发布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对发展“颠覆性技术”作出了部署,明确提出要在信息、制造、生物、新材料、能源等领域,特别是交叉融合的方向,加快部署一批具有重大影响、能够改变或部分改变科技、经济、社会、生态格局的颠覆性技术研究,力求使我国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赢得竞争优势。

　　当前，发展颠覆性技术受到科技界、企业和媒体的广泛注意，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论：怎样识别颠覆性技术？怎样看待颠覆性创新和渐进性的创新？颠覆性技术如何影响复杂的大工程？

　　一项大工程特别是类似载人太空探索这样的体系工程，要比发明一件新产品如数码相机复杂得多。首先，要依赖基础科学的突破，才能培育出少量颠覆性技术。然后，在大工程的技术集成中，少量颠覆性技术要和大量渐进性技术集成和整合。这种集成，既不可能达到“完美”，也必须服从整个工程的创新思想和总体目标。有时，局部看来性能优越的颠覆性技术，由于并不满足总体要求，仍然可能弃而不用。只有完成这样的“全链条创新”，才能达到整个工程的“改变游戏规则”的创新。

　　显然，一项新兴技术是不是能够产生颠覆性创新，要用事后的实效来检验。因此，对颠覆性技术的预测虽然很有必要，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一项新兴技术的发展过程的前期，新兴技术会通过大量宣传，吸引政府、媒体和投资界的注意，使得对它的期望值迅速膨胀，大大超过其可能达到的效果。2008年，美国从事信息技术咨询的高德纳公司的杰姬·芬恩和马克·拉斯金诺，出版了《控制炒作曲线：如何在合适的时间选择合适的创新》一书。书中总结了自1995年以来，他们在预测与推论各种新技术演变过程的实例，提出了S形的“炒作曲线”。它的纵轴为新技术的显示度，横轴是时间。由此，它将新兴技术的发展分成5个阶段：技术萌芽期、期望膨胀期、泡沫破裂期、复苏期、生产高峰期。这样的曲线，将随不同的领域和不同时间而变化。比较同一项技术在曲线上位置的变化，可以判断这些技术的成熟度和估计出它达到成熟的时间。

　　新兴技术的发展，总是面临诸多困难，实际应用难于符合其过高的预期，从而使对新兴技术的期望迅速走低。假若这项新兴技术能够坚持前行，不断完善而达到成熟，最终就有望得到广泛应用。但许多新兴技术在泡沫破灭之后，或由于缺乏资金的继续投入、或由于技术本身的缺陷，并不能重新复苏，从而陷入了“死亡之谷”。显然，只有能够走完技术成熟全过程的技术，才可能成为颠覆性技术，但也不是每一项成熟的新兴技术，都是颠覆性技术，我们还要对这些新兴技术的水平和影响力，进行更深入的监测和评估。

　　由此可见，在迄今为止的技术创新过程中，虽然也有少量的颠覆性创新，但大量的创新是渐进性创新。就是这些颠覆性技术，其影响从局部扩展到全局，也有一个较长的渐进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同等重视这两种创新模式，不能偏废。

　　李侠：把创新的种子种在文化高地上

　　阅读提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所有资源都会从高制度成本区域流向低制度成本区域，这是大势所趋。由此，不难想象，这轮竞争过后有些区域将彻底沦落为创新的荒漠地带，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的种子永远都是生长在文化高地上的。

　　关于创新，抛开那些宏大叙事不谈，仅就创新个体与小环境建设的关系而言，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梳理一下长期被各种观点纷争所混淆的关于创新的长程因果链条，以此，确立关于创新发生的明确因果关系。

　　产生创新的明确因果关系

　　创新之所以稀缺，是因为任何创新的实现都是需要基础支撑条件的。当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创新是无法实现的。我们前些年曾提出一个五要素基础支撑条件框架模型，其中前三项被称作硬性基础支撑条件（制度、经济与人力），后两项被称作软性基础支撑条件（文化与舆论），能够实现创新的最小基础支撑条件是“2+1”模式，即满足两项硬性基础支撑条件以及一项软性基础支撑条件。

　　这个“2+1”模式有六种变体，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条件选择创新路径。基于这种分析，再来看看创新过程背后的因果关系，据我们前期的研究显示：当地的政策环境、经济情况，直接制约当地的文化状况，而文化状况则形塑了当地人们的认知结构，人的认知结构以认知图式的方式影响人的思维与行动，因此，一个人的认知结构直接决定了其创新的潜力，在这个四阶因果链条上，可以清晰发现，创新的涌现只是众多上游原因导致的结果而已，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阻碍创新的实现。如果这个推论正确的话，那么，寻找培植青年创新活力的路径也就随之明确了。

　　我们曾用两年时间研究全国连续5年（2009～2013）的创新成本排行榜，得出的结论非常明确：大凡创新成本低的地区，也是创新活力比较强的地区。根据对创新成本构成的分解，又可以进一步发现：导致创新成本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成本比较低，而制度成本比较低可以简单理解为，当地市场经济发展较为充分，自由与公平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契约精神具有更高的接受度与践行度。

　　而且，由于制度成本比较低，行政干预相对较少，而且较为规范，这间接为创新留下了更大的利润空间，这种态势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当地的包容性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流行带来的福祉让当地所有人都受益，整个变化轨迹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变迁模式。

　　随着这种文化的扩散又进一步降低制度成本，从而推动市场经济日趋活跃，这种良性循环的局面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形塑人们的认知结构。一旦新认知结构形成就会影响人的行为，因而，创新的出现也就是这一系列变化的自然结果。

　　反之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创新成本高的地区，也大多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区域，那里的制度成本严重偏高，蔑视规则，唯行政命令马首是瞻，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所需要的条件无法生根与立足，从而导致市场经济得不到充分发展，久而久之，这种情况造就了当地文化的封闭僵化特性，而这种退化的文化形塑了当地人的认知结构，而这种退化的认知结构注定带来退化的行动纲领，由此也就无法形成创新。

　　创新的文化环境至关重要

　　在上述创新与环境条件之间的因果链条中，我们预设了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即创新是由人头脑中的认知图式把接触到的外界信息作为输入，经过转换作为输出而带来的结果。

　　那么，这里就会产生两种情况：其一，一个行动者如果在某种文化氛围下形成一种认知结构P1，其产出的创新结果比在另一种文化下形成的认知结构P2产出更多的创新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前一种认知结构P1比后一种认知结构P2更可取，那么往上追溯，导致第一种认知结构的文化就比造就第二种认知结构的文化更为可取。

　　基于此，我们就可以把前一种纲领P1称作进步纲领，反之，则把表现欠佳的纲领P2称作退化纲领。同样的人由于拥有不同的认知纲领，导致创新表现呈现出泾渭分明的差别，我们有理由判断造成两种认知纲领差异的文化是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的。

　　这种情况从世界范围到区域之间屡见不鲜，从国家层面来看，比如韩国的民众就明显比朝鲜的民众具有更高的创新能力和热情，而两国在资源禀赋以及民众的生理差别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能是：韩国的文化环境比朝鲜的文化环境更适合于创新，因而，韩国文化塑造的认知图式是进步的，而朝鲜文化所塑造的认知图式则是退化的，由此也可以解释世界各地之所以在创新表现上呈现出如此巨大差异的深层原因所在。

　　仅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东部和中西部在创新能力和热情上所表现出来的差距，同样可以用这个道理来解释。无数研究早已证明：创新是自由之树上结出的果实。这个普遍性现象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指明了：培育创新的文化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至此，我们大体可以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改革路径：加强创新文化建设，以此形塑当地民众的认知结构，而一旦认知结构形成，一种新的认知图式自然会涌现，此时，自由的环境、公平的交易原则以及对于契约精神的捍卫将成为支撑创新的标准配置，自负的计划模式将被竞争的市场模式所替代，而竞争是创新的最大外部驱动力量。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这种新的文化被认可与接受，就会形成对退化纲领的拒斥与抵制，从而出现倒逼制度成本降低的趋势，这种变革会为创新要素的集聚预留更大的生存空间。

　　降低制度成本是最大的创新环境建设

　　文化的变革历来都是缓慢与艰难的，但在公众偏好与认同有达成一致基础的时候，变革已经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这里遇到的最大思想障碍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物质决定意识”，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懒政思维模式：张口闭口基础不好，因而无法有所作为。这几乎成了一种万能理由。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好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各地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基本上已经能够解决最基本的生存要求，此时需求升级是人们的一种普遍共性偏好，对此，全社会有充分的共识。

　　道理很简单，只要想想普通中国家庭的策略安排：不论家里经济多么拮据，也一定要让孩子读书，这种投资结构转向的意义深远，一旦这个孩子将来读书有出息了，那么，整个家庭的状况会有根本性的好转。对于各级地方政府而言，也是这个道理。经济的匮乏也许是短暂的，但是文化的贫穷才是长久的贫穷。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需要加以警惕的，毕竟现代意义上的创新是基于市场与工业文明而来的产物，开错药方是要延误病情的。

　　大体来说，改变当地文化的路径有两条：首先，加大本地投资与培养力度；其次，通过制度安排，吸引外地人才的流入。借助外部智力资源永远是最便捷的路径之一。

　　那么，如何才能吸引外来人才呢？只要看看人们移民选择的落脚点，不难发现：那些被选之地大多具有如下特征：完善的市场环境、法制的有效运行、公平以及遵守契约精神，以及随之而来的低制度成本。这不是什么秘密，只要管理者具备一份改革勇气与担当，大胆学习与调适即可，更为重要的是，降低制度成本本身就是最大的创新环境建设内容之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所有资源都会从高制度成本区域流向低制度成本区域，这是大势所趋。由此，不难想象，这轮竞争过后有些区域将彻底沦落为创新的荒漠地带，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的种子永远都是生长在文化高地上的。（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