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已开学数日，高考放榜之际被热炒的各种“状元”现象渐渐平息。状元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名列第一者。1977年，我国恢复高校统一招生，高考状元的称谓随着高考的推进，被越叫越“热”。作为发明科举制度并实行了1300年的中国，在废除科举制度后长期处于教育应试环境中，羡慕和追捧考试第一名的状元文化经久不衰。高考状元是刻苦学习的典范，自然倍受媒体和社会舆论关注。
状元文化在科举制度产生时孕育
状元一词虽然始于唐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物。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中华文化文明史的光辉篇章。科举制度通过考试为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了有着高深文化素养的官吏，而状元则是其中的佼佼者。科举制度及其状元文化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俗，乃至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科举制度始于隋初止于清末，其间除了蒙元初期有过短暂停止外，一直沿用了1300年之久。历史来看，相对于隋代之前的世袭制和举荐制，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具有极为重大的进步意义。隋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地方豪族把持察举的特权，九品中正制渐渐废止，开始由中央政府设科目、地方举人才、经考试后入仕的科举制度。唐宋元明清选士沿用隋制，“设科取士、分科举人”。科举制度之实质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最大限度摒除权力的干扰，保证官吏选拔的公正公平，提高官吏的素质，加强了中央政府的集权统治。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创造了公平、稳定的社会环境。
状元文化在科举制度发展中生成
科举制度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96年出版的《中国环行记》英文著作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说，科举制度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一些西方人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孙中山曾充分肯定科举制度，认为它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西方现代的文官选拔制度、我国现在的公务员选拔制度以及现代教育制度，都是对科举制度的扬弃和发展。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两首诗是历代中国的启蒙励志读物，中国人从小就懂得读书的重要性。科举制度所生成的状元文化，早已渗透到中国人的思想和灵魂中。古今中国人都把读书当作头等大事，每一个家庭无论贫贱富贵都希望后代通过读书成就人生。读书应举是科举时代绝大多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入仕的必由之路，科举考试也成为当时士人生活的主要内容。
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因其符合选拔人才的内在逻辑，已经跨越了中国不同朝代、东亚不同民族，被世界许多国家广泛运用。科举制度影响重大而深远，形成了状元文化。对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而言，考取状元是一种目标、一种激励、一种境界，进而演变成为一种社会情结、一种美好向往，浸润着历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状元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勤学自强、坚忍不拔、善于超越、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就是说，传统文化中的状元文化，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
状元文化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绵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举制度在日益完备之时走向了衰亡，概因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东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科举制度生存的社会文化根基发生动摇，在1905年走到穷途末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杰明·艾尔曼说，虽然科举制度废除了，这种传统却以另一种方式被传承下来。如今，各个国家普遍设立考试制度，这是从科举制度传承而来的。科举制度尽管废除了，但科举制度生成的状元文化绵延至今。
不仅状元文化仍深入地影响着现代社会，而且1300年科举考试选才方式与积累经验仍被当今各类考试所承继。尽管如此，许多人士在科举制度废除前夕已经开始了批判，特别对明清以八股文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展开激烈抨击，康有为甚至认为清末割地赔款都是八股惹的祸。在废除之后的100余年里，科举制度背负了许多本不该有的罪名。许多人遵行的认识逻辑是，因为科举制度很坏，所以才会被废除；因为科举制度被废，所以科举制度肯定很坏。由于这种认识的广泛蔓延，科举制度逐渐被污名化。
状元文化在教育应试进程中扭曲
在科举制度实施之初，确实为国家选拔了大批仁人志士，可是随着朝代更替的不断演变，也导致学校教育重文辞而少实学、重记诵而不求义理，形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教育应试之风，以致后来出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范进中举”的畸形教育观和荒唐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制度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做法依然得以保留。国人把考试选拔制度依据的考试分数等同于教育质量，简单地认为只有考试分数才能够体现教育质量，反映学校的教育水平。因此，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始终把依据考试分数的评价作为科学管理手段，导致教育领域评比排名风长盛不衰。其实，这是把培养人的教育简单导向了应试教育，是对状元文化的严重扭曲。
关注并追捧高考状元，可谓人之常情。然而，当今高考所引发的社会焦虑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扭曲的状元文化渗透到社会的程度。这种扭曲的状元文化渗透使整个社会对高考价值的认同趋同，导致了超强度的考试竞争。如果仅依据考试选拔人才的逻辑，教育过程就成为一个竞争与选拔过程，教育也蜕变为一种考试竞赛的活动，这显然背离了我国教育方针的要求。
状元文化在教育功利蜕变中异化
2016年高考成绩公布当天，河北省文理状元分别被北大、清华连夜接走，佛山理科状元则在凌晨先后接到北大、清华的招生电话。事实上，各大中学使奇招抢夺优质生源在各地由来已久，高考状元越来越集中出现在各大中学校中的所谓名校。名校之间争抢高考状元，表面上看是在拼抢优质生源，但仔细推敲，真正看重的还是状元身上的符号效应。一所中学输出或者一所大学录取的状元越多，似乎意味着学校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当今，高考状元成为学校争抢的香饽饽，既有学校对学习典范的爱惜，也与教育浮躁功利密切相关。就目前学校对状元文化的张扬来看，更多的是为了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以此为噱头大力宣扬自身的教育业绩。
中国传统价值观从来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一整套儒家理论。虽然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却总把教育作为手段和工具来利用。中国家长将一生的积蓄都投在孩子的教育上，充满了功利性。他们鼓励孩子读书是为了出人头地，为了升官发财，为了将来有份好工作。现在的学生苦读诗书十余年，一朝成为高考状元，媒体追捧、领导关怀、学校奖励、企业赞助等纷至沓来……如果教育丢弃了勤学自强、坚忍不拔、善于超越、敢为天下先的状元文化本质，仅仅关注极少数摘取状元桂冠的幸运儿，那才是中国教育的最大悲哀。（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