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教师节，复旦大学青年讲师熊浩在北京电视台“我是演说家”节目中的演讲 《万世师表》，引发关注。他在演讲中引用了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的话：“我就是中国一介平民。几十年的学校教育把我往西方贵族的方向渐渐拉近，而经过一番彻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道路上奔涌回来了”，深深打动了所有听过这次演讲的人。熊浩说：“这次演讲之前，我花了10天时间，第一次全面了解了陶行知———这个用自己的生命温润了全中国的人，他也成了我从教生涯中的一颗星辰。”

　　崇尚“成功”的当下，更需要陶行知的精神

　　熊浩是复旦大学法学院的青年教师，曾经参加过多次辩论赛并获得最佳辩手称号。但是“这次演讲和那些辩论不一样”，熊浩说，拿到“导师”这个规定题目时，他想到过很多大学者。但是他还是想讲一讲陶行知，想把知识贡献给社会最底层的陶行知。

　　他在演讲中说，当今世界，导师这个词恐怕也受人污染了，不管是教人唱歌、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教人创业，所有人都可以称为导师。他说：“这世上除了那些教人成功的人，还会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人。他以他的生命质量重新撑起导师这两个字的隆重分量；他以他自己的生命光亮重新点亮导师这两个字的生命光华。”

　　刚刚在复旦担任讲师两年的熊浩说：“近年来看到越来越多导师和学生的纷争，有的导师为了利益，身份发生了扭曲。现在，我们应该重新理解师道尊严。就此而言，当下我们更应该谈的是陶行知，他一直致力于他所说的‘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他让我们这些年轻人知道，在胡适那一类知识分子的成功模式之外，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

　　也正是在这次准备演讲时，熊浩了解到，陶行知1917年回国，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国立东南大学任教。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梦想着享受成功，而是要重新定义何谓成功，他要让自己和祖国重新建立关联。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国家贫困到难以想象的程度，陶行知说这病根乃在教育，中国那时候有2亿文盲，有7000万儿童没有任何机会接受教育。陶行知以他所学，本可以谈笑于鸿儒之间。但他却关注中国的最底层社会，脱下西装，放弃大学教授的优渥待遇，推展平民教育。

　　熊浩本人先后在华东政法大学、墨尔本大学和香港大学获得法学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进行过学术交流。回看自己的求学生涯，熊浩说：“我所遇到的每一位导师，他们都有着一流的学问，也都对学生倾注了全部的爱。虽然他们没有像陶行知那样大爱于众生，但他们对学生的爱和对教育的热爱，是推动我走向大学讲台的动力。”

　　乡村教育的发展需要更多年轻人的支持

　　熊浩大学时代曾经到安徽支教，如今他的研究方向是冲突解决，通过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式处理基层社会的问题。在刚刚完成的项目中，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在云南基层法院调研如何解决基层冲突。而在复旦大学，他尝试开设了实验辩论课程，每年暑期邀请各行各业的学者和学生一起探讨辩论艺术。

　　在熊浩看来，陶行知是送教育到农村的“中国支教之父”，他在1917年回国时就说，中国以农立国，人们十之八九生活在乡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教育，因为农村如果没有改观，国家就没有希望。

　　而他之所以在众多的学术大师中选择了陶行知，正是因为陶行知这种愿意放下一切，为了理想到乡村去的选择。熊浩在演讲中说，陶行知在当时一个月的收入是400个现大洋，那时候的北京一套四合院只不过花费他三个月的薪水。而这一切，他都不要。而是移居到极为落后贫困的中国普通村落南京郊外的晓庄，住到牛棚当中。他希望实现的愿望是为中国培养100万农村教师。“当我在大别山深处的安徽金寨小学支教时，那里孩子们眼中对知识的渴望，也深深地打动了我。”熊浩说。

　　在熊浩演讲视频下，也有评论质疑他既然那么提倡陶行知精神，为什么他自己不能做到。熊浩说：“对我来说，陶行知是星辰一样的存在，我想很多人都不能做到他那样，但是不能因为做不到，就失去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他坦言，虽然现在无法做到陶行知这样，但是能够做到的是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让学生看到有着好的价值观的人，应该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生存得很好的人，然后才是达则兼济天下，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学生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文汇报首席记者 姜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