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就生命教育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形式和内容，而是教育的方式。灌输式的教育，不管它的内容多么正确，都没有把教育对象当作真正的人，因为人是会思考的，只有通过深入思考，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如果我们把大学生的脑袋仅仅当作一个容器，那真是暴殄天物。

　　9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座小礼堂中，400多名年轻的大学生将这里坐得满满的。他们都是为了一场名为“在抑郁刷屏的年代，让我们谈谈‘向死而生’”的论坛而来的。

　　论坛的开始，主持人问到场的学生，有多少人是被“抑郁”两个字吸引进来的，举手者寥寥；接着她又问，有多少人是被“向死而生”吸引进来的，几乎所有人都举起了手。

　　很显然，这群年轻的学子来到这里，是因为这是一场关于生命和死亡的讨论。而这样的讨论，在如今的大学校园中是很少见的。

　　“比较稀少”的生死课

　　这场论坛的“主角”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她叫陆晓娅。作为国内某媒体的高级编辑，陆晓娅在工作时就开始涉足青少年心理咨询领域。退休后，她接受北京师范大学校方邀请，在学校开设了一门名为“影像中的生死学”的公共选修课，通过分析电影，与学生们一同探讨生命与死亡的价值，这门选修课也随即成为了最受学生们欢迎的一门课程。有学生甚至直言，这是“我大学期间选的课里最好的一门，没有之一”。

　　不久前，这门课程的授课笔记实录出版发行。在这本书中，对于一些人提出的是否有“生死学”这门学科的疑问，陆晓娅是这样回应的：“这样的课程不是什么新鲜事，欧美有，我国港台有、大陆也有，只是比较稀少罢了。”

　　严格意义上说，陆晓娅开办的课程属于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一种形式。按照教育学者、北京师范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肖川的说法，生命教育作为教育的价值追求，其目的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意义，确立生命尊严的意识，高扬生命的价值，使他们能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正如陆晓娅所说，这样的生命教育在国内的确“比较稀少”。

　　在公开媒体中，记者并未找到目前国内高校开展生命教育的具体数量，仅有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1280所高职高专院校中，几乎没有高校开设生命教育课程。至于本科院校，正如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金家新在一篇论文中提到的：“大部分高校在其现行的教育体系中并没有对生命教育作出明确规定，没有将生命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和考核范围之内。”

　　“在国内，进行生命教育研究的人不少，做出的课题也不少，但真正形成课程的不多，尤其是必修课几乎没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在我国，生命教育只有在香港、台湾地区才有专门的课程，而这些课程也并不处在很“主流”的位置。不过由于上述地区在日常生活中，对生命的尊重和理解要多于大陆，“比如临终关怀比大陆做得好”，社会大环境更加有利于对学生的生命教育。两相对比，更加凸显了国内生命教育的缺乏。

　　制度局限和理念困扰

　　在教授公选课的同时，陆晓娅也针对高校教师，开设了一个“生命教育教学工作坊”。几年下来，已经有不下200位高校教师接受过她的培训。如今，还有一些高校邀请她去培训他们的教师，这让她很欣慰。对于目前国内高校生命教育“稀少”的原因，她觉得“可能还是我们的文化比较忌讳谈死亡吧”。

　　采访中，储朝晖也觉得目前国内高校生命教育开展不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理念问题，不过他口中的“理念”与陆晓娅的观点并不相同。

　　“从历史上看，自19世纪末，中国的社会变动就有着两股思想推动力，一是改良，二是武力和暴动。最终，后者战胜了前者，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这种思潮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形成了一股漠视生命、不尊重生命的社会意识，如果不改变这种意识，单纯的生命教育是空洞的。”储朝晖说。

　　几年前，天津蓟县莱德商厦发生火灾，酿成了10人死亡的惨剧。惨剧发生后的“头七”，储朝晖来到天津，为一些幼儿园园长做一场培训。在培训之前，他建议全场起立，为在火灾中逝去的生命默哀。

　　“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没有一位园长响应我的提议，似乎在他们看来，那些亡者与他们是无关的。”储朝晖说，而类似的经历他并非仅仅遇到过一次。“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尊重生命的整体意识。”

　　在缺乏整体意识的同时，在学校内部，一些制度安排似乎也阻碍着生命教育的正常进行。

　　比如，金家新就表示，教育的原初目的本是为保证和促进人类生命的正常发展，而当下的高等教育却多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为目的开展和实施，教育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占据了大部分内容。“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揭示神秘生命的本质，并在认识生命的基础上尊重生命和珍惜生命。但当前更多时候的教育忽略了教育的本真目的，变成了关乎物质的、技术理性的教育。”

　　形式、内容、方式

　　虽然对当前的社会环境下，高校开展生命教育的效果并不看好，但储朝晖并不否认生命教育本身的必要性。“学校的教育如果没有人做，结果只能会更糟。”但是怎样教、教什么，这又是一个问题。

　　目前，高校中的生命教育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如陆晓娅所开设的课程一样的选修课；二是将某些生命教育的内容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等相关课程中；三是利用学校中的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机构进行一些生命教育。

　　几年前，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张毅获得了一项自主科研专项计划重点项目，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就是高校的生命教育。在他看来，目前高校最有必要开设的不是以上三种教育形式，而是前文提到的“空白项”——必修课。

　　张毅的观点其实代表了很多人。事实上，早在2006年，就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甚至曾有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提到了类似要求，这是基于目前高校学生生命意识淡薄、自杀率偏高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但时至今日，在这方面的工作却依然还是空白。

　　“高校开设相关必修课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各个学校要有一个专门的生命教育研究者。”采访中，张毅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好的，但落实的过程中却把经给念歪了。

　　在张毅看来，如果学校把生命教育做出实效，需要达到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是普通意义上的安全教育；第二层次是培养学生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教会他们社会上怎么交往，怎样感到快乐，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存在；最高层次则是在精神层面，让学生体会到生命的理想和存在的目的。“心中有方向就有克服各种挫折的勇气。”

　　采访中，陆晓娅坦言，她自己并不太看重生命教育的形式问题。“我觉得哪种形式都有存在的理由。”相比之下，她更为看重的是教师们是否能形成对生命的珍惜与尊重，能知道自己不仅仅是在教知识，而且是在与活生生的生命互动。因为是否拥有对生命足够的敏感，有助于学生在精神上成长的责任。

　　“有些教师觉得自己又不是心理咨询师，只要完成教学任务就行了，学生的生命状态和精神成长与自己无关。我觉得这样的教师只是一个教书匠而已。”陆晓娅说，就生命教育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形式和内容，而是教育的方式。“我不相信灌输式的教育，不管它的内容多么正确，都没有把教育对象当作真正的人，因为人是会思考的，只有通过深入思考，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如果我们把大学生的脑袋仅仅当作一个容器，那真是暴殄天物。”

　　“三位一体”是个空架子？

　　众所周知，正如很多教育问题一样，生命教育也并不是学校层面需要单独面对的，但是目前的一个现状是，似乎学校在单独承担着生命教育的主体任务。

　　川北医学院副教授木尔扯尔曾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以“生命教育+学生”“生命教育+社会教育”“生命教育+家庭/家庭教育”为主题词在知网系统查阅文献，可以发现从学校层面研究生命教育的较多，而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研究生命教育的文献较少，这正是目前相关研究过度专注学校在生命教育中的作用，忽视社会和家庭作用的表现。

　　之所以造成此种现状，在张毅看来，其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家庭和社会教育是没有办法进行约束的，只有学校教育可以做到量化监督。”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学者都提出，需要加强社会、家庭、学校三者之间的联系，甚至建立一种“三位一体”式的教育模式。

　　然而，让人有些意想不到的是，身为生命教育实践者的陆晓娅并不赞同这种模式。

　　“在我看来，呼吁建立‘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并没有太大用处，因为那是很空的东西，无法落实也无法衡量，还不如想想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她说，一个人只能改变自己，从改变自己开始去影响更多的人，从改变自己开始改变世界。

　　陆晓娅本人正是这种做法的实践者。

　　“我最开始上课的时候，只有几十名学生，但现在已经有三百多名学生上过我的课了，他们当中有些人当了中学老师。”最近，有几个学生告诉陆晓娅，他们在自己的教学中也开始进行类似的尝试。“我还通过工作坊培训了很多高校老师，和他们分享我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我相信，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师参与到生命教育的探索中来。”  （中国科学报记者 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