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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G·阿特巴赫:对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告诫

  每个国家都想拥有世界一流大学,似乎没有它便难以前行。但问题是,没人知道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什么,也没人了解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然而,每个人都在引用此概念。比如用google搜索一下,会出现上千个条目,许多院校——从学术性大学到新成立的学院——都宣称自己是“世界一流”。

  ——菲利普·G·阿特巴赫

  一、引言

  每个国家都想拥有世界一流大学,似乎没有它便难以前行。但问题是,没人知道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什么,也没人了解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然而,每个人都在引用此概念。比如用google搜索一下,会出现上千个条目,许多院校——从学术性大学到新成立的学院——都宣称自己是“世界一流”。

  这是一个学术虚夸的年代,各个国家的不同大学都声称自己是世界一流的——但通常几乎没有什么正当理由。那些试图对“世界一流”进行认定的机构,常常并不清楚自己在讨论什么。就像很受尊重的香港《亚洲周刊》那样,几年来一直在给亚洲的大学排名,直到招致了广泛的批评后才停止。

  本文就是要尝试这种不可能性——为世界一流大学下定义,进而证明作“国家级的”或者“地区级的”学术机构比模仿最富有、最精英的大学还要重要。

  19世纪末,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曾经问担任了40年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w.埃利奥特(CharlesW. Eliot):创建一所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当的大学要花费什么?埃利奥特的回答是:需要5000万美元和200年的时间。

  他错了!20世纪初叶,芝加哥大学在短短20年间就成了世界一流大学,且只花了5000万美元多一点——正是由洛克菲勒自己捐赠的。

  现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价格像吹气球般地飞涨,这不仅仅是因为通货膨胀,还因为学术机构的复杂性增加、花费也不菲了,竞争更是异常激烈。

  现在,可能需要5亿美元的经费,以及睿智的领导层和鸿运。

  因此,世界一流大学并不多。高等教育是分层次、有差别的。本文中,我们只说顶尖地位的院校,也就是塔尖上那极小一部通常被公认是精英俱乐部的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y),也仅有50多名成员(其中有很多还不是世界一流的)。仅从20世纪初该协会成立以来,会员数只有适度的增长,全美有大约3500多所院校。

  即使在美国,也只有极少数的大学成功地攀越到顶端。在其他国家,最顶层的院校也只是有限的几所,即使在德国,政府在预算和使命上对所有的大学基本上一视同仁时也是如此。

  大部分最杰出的大学只坐落在少数几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亚洲华尔街日报》列举了10所最优秀的大学,仅有4所不在美国:剑桥、牛津、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和东京大学。

  当然,正是他人的评价才使得某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但还没有人解决如何进行适当的国际评价这一难题。我们不可能在此提供指导方针,但该讨论可能是迈向制定相关标准的第一步。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义

  只有少数几个人尝试为世界一流大学下定义。

  以下的几个特征专家们决没达成一致意见——这只是努力要建立一些基准,给讨论和分析提供一些基础。

  字典上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义是:“位居全世界最前列;达到卓越的国际标准”。

  看起来很公平,但问题是在高等教育界,谁来做决定?

  我们至少可以指出几条位列地界一流所必需的相关特征。

  卓越的研究有力地支持着世界一流的理念——那种由同行认可且扩展了知识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可以衡量并交流的。但如果研究是首要因素的话,那就要求大学在其他方面都努力,让卓越的研究成为可能。

  顶尖的教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要想吸引并留住最优秀的学术成员,必须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包括提供工作的安全感——很多国家称其为终身职位,以及适当的薪水和福利,即使学者未必都期望最高的薪水。一流的教授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职业——是为了知性的兴趣而献身的,而非仅仅是经济利益。

  学术自由和学术活力对世界一流大学也是关键的。这意味着,教授和学生必须自由地追寻知识而无论其后果如何,自由地发表作品而无需担忧被学术的或者外部的权威所制裁。

  有些国家虽然允许在非政治的自然科学领域拥有毫无拘束的学术自由,但在更为敏感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却加以限制。在大部分国家,学术自由已经扩展到学术团体可以对社会和政治问题以及极狭窄的专业领域发表意见。

  大学的管理也非常重要。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内部自治和保持传统的重要措施,且通常是用各种条例来巩固的,以保证学术团体(一般是教授,但有时也包括学生)掌控学术生活的关键要素——招生、课裎、授予学位的标准、新教授的遴选,以及学校学术工的基本方向。

  拥有充足的设备设施对学术工作来说也很关键——最先进、最有创造性的研究和最具创新的教学都有赖于合适的图书馆、实验室,以及互联网和其他电子资源。

  随着科学和学术的日益复杂和不断扩展,为其提供足够保障的花费也越来越高。虽然互联网节省了一些费用,并且还可以轻松地获取各种知识,但它绝不是万能的。设备的要求已不仅仅是实验室和图书馆,教工和学生还需要足够的工作室。

  最后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大学的研究和教学以及其他职能。这并不仅仅是维持复杂的学术机构的花费,还必须有一贯的、长期的支持。

  随着科研复杂性和花费的日益增加,维持研究型大学的费用也在持续增长。大学并不能从自动化带来的生产力提高中获益,教和学始终需要师生的直接接触。

  时下,资金是个特别的挑战,因为许多政府都正在减少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处处都要求学术机构通过收取学杂费、提供咨询服务和出售研究产品带来的收益以及其他一些创收的活动来支付预算中增加的部分。

  然而事实是,公共支持对各地的研究型大学都是必不可少的。只在美国和日本(更少),才存在私立的研究型大学位列前茅。而且在美国也有来白政府的重要补助,主要是政府研究补助金以及提供给学生的贷款和助学金。

  顶尖的私立院校还收到大量捐赠。根据美国的联邦税收制度,对诸如大学这样的非营利性机构捐赠将予以免税,这也是美国一流私立大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虽然研究型大学有能力通过各种途径筹集到资金,但持续的大量公共财政的支持是无可替代的。没有它,得到并维持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是不可能的。

  三、对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告诫

  在思索世界一流高等教育机构时,要采取现实而客观的视角看问题。

  大部分国家,即使是相对富有的大国,也只可能甚至说只需要一两所世界一流大学。对很多国家来讲,支持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已经严重超负荷了。

  研究型大学位于国家分层化的学术系统的顶层,而下面的学校和顶层的学校是一样重要的。

  而且,即使最好的大学,也不是样样都是第一的。比如哈佛的工科就不算最好。

  所以大多数国家和院校还是建设世界一流的学院、系科、研究所更为合适,特别是那些与本国或本地区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领域。像马来西亚就着重发展信息科学、橡胶技术等对地方经济意义重大的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排名靠前的院校中也有一小部分是专科性的。例如,加州理工学院(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就是一所规模不大、基本上只从事理科教学、研究的学校,然而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其排名位列全美大学第四。

  印度理工大学也只关注几个有限的领域,但在印度和国际上却赢得高度尊重。

  同时,这些学校提供多学科的教育,允许学生选择并保证他们从事跨学科的研究。

  总的来看,无人知道如何以学术团体可接受的方式,或者经得起认真推敲的方式对大学进行全球排名,甚或是国内排名。

  有关学术机构的排名层出不穷——通常强调与大学地位相关的研究成就特征。但是,极少排名是由官方机构或著名的研究机构进行的。大部分排名是由报纸或杂志炮制的,只有少数可能被当回事儿。因此,现在是既无有意义的全国排名,也没被可以广泛接受的世界一流大学定义,所以也无法判定或追求成为这样的大学。

  美国最高等法院法官鲍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在谈及色情时说过,“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但引用这个是不能说明世界一流大学相关问题的。

  四、过分强调世界一流大学的后果

  过分地强调获取世界一流大学地位,可能会有损于一所大学甚至整个学术系统。

  它可能把精力和资源从更重要的、或许是更实际的目标上挪开,且过于关注建设面向研究和精英的大学,也会忽视培养更多学生或服务国家需要。

  大学很可能确立不切实际的期望,而损伤教职工的士气和表现。

  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反映的是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型学术机构的规范和价值——特别是美国和西欧的。这种理念基于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特别是在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对这种模式认可后,其在19世纪末成为主导的学术思想。

  尽管全世界所有大学本质上都是西方传统的,但研究型大学的世界一流理念却是那种传统的变种。

  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 David Ries-man)指出,美国的大学正在失去多样的学术目标和理念,主要是因为“一种蜿蜒的进程”,即所有的大学都在努力成为像哈佛、伯克利等大学一样至关重要的研究型大学。

  今天,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批判,因为全球的大学都好像要朝着这个单一的学术理想努力。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开始前,各个学校和国家都要认真评定一下自己的需求、资源和长期利益。

  大学是在国内和国际双重背景下运作的。世界一流的理念是全球范围的,因此任何一所大学都是跟全世界最优秀的学术院校在竞争,并且热切盼望站在卓越和赞誉的塔尖。

  各国甚至各地区的现实情况都不尽相同,这直接与社会和经济的需求相关,并且对当地社会提出要求。基于这些不同的背景,学术表观和职责的本质也各不相同。为一所大学贴上世界一流的标签,而把其他学校都打到学术等级底端的情况就可能难以避免,这将令人深感遗憾。所以,政策制定者如何根据 上篇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和标准现实做出决策就很不容易,但如此,这些过程却是关键所在。

  五、展望

  有关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讨论是很重要的。

  许多政府和学术规划者都在认真思索这个问题,比如中国就有好几所国内顶级大学自觉地要把自己建设成世界一流。其他的国家,像韩国,也都对这个想法给予关注。英国这一传统上数所顶尖大学的老家,现在也正担心失去其竞争优势。

  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的讨论有个重要的好处——它关注于学术标准化和提高,大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学术机构如何适应国内和国际学术环境中的高等教育系统。

  力求卓越并不是件坏事,竞争也可以激发进步。但是,必须综合考虑现实的可能性并充分体现对公众利益的敏感性。

  到目前为止,模糊的世界一流大学概念和学术质量的难以衡量,使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竞争更加困难。

  事实上,高等教育的创新力量和资源集中在更现实、更有用的目标上也许更好。

  本文作者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现任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国际比较教育研究权威期刊《高等教育评论》主编,他是美国比较高等教育学家、比较高等教育专业研究开创人,在国际比较教育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在刘念才、Jan Sadlak主编的《世界一流大学:特征、排名、建设》一书中, 菲利普·G·阿特巴赫教授论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代价与好处。本文得益于北京师范大学王英杰、新加坡管理大学Pang Eng Fong和Linda Lim,以及哈佛大学Henry Rosovsky的思想和论文。还受益于Edward Shils,Max Weber和John Henry Newman关于大学本质的看法在此一并致谢。本文由吴燕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