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比·韦弗（Toby Weaver，1911-2001）是活跃于上世纪6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政府部门的一位官员，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毕业于剑桥大学，获得古典文学和法律学位。1932年－1946年期间，韦弗做过银行职员、中学教师、市议会分管教育的助理官员和战时教育工作。1946年韦弗加入英国当时的教育部，此后一直供职于教育部、教科部直到1973年退休。1963年6月成为教育部分管高等教育的副部长，与当时的教育国务大臣斯图尔特（Michael Stewart）和之后的克劳斯兰德搭档。可以说，韦弗是一位从基层一路成长起来的教育官员。在他的任职生涯中，前期有近20年从事学校教育工作的经验，之后转而负责继续教育事务。这种地方教育经验不仅为其二元哲学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培养了他丰富的官场经验和四通八达的人脉关系。韦弗在长期从事地方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形成了带有地方特色的教育理念，在教育部政策制定过程中始终代表地方学院的利益，由于当时的大部分大学都是私立性质，地方学院则由政府创办，且面向公众招生，韦弗因此被称为“公共教育者”，成为那些在继续教育系统上学的人的代言人，这些人因罗宾斯报告重点关注大学而被忽略。这种经验为他日后形成并执着于高等教育的二元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韦弗毕生致力于宣传和实践他的二元哲学理念，并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韦弗的二元哲学思想

　　英国的高等教育在上世纪60年代因扩招而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其中包括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内的变革，即建立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划分体制——高等教育的二元制。简言之，高等教育的二元制就是把以传统大学为代表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划为一类，以多科技术学院和教育学院为代表的地方学院划为一类，称为公立高等教育机构。这两类高等教育机构在管理、经费、招生、学位授予、功能定位等各方面有截然不同的特征：大学享有自主权，有权控制大学的内部事务；享有学位授予权；由大学拨款委员会拨发教育经费；面向全国招收全日制学生；设置综合性的学术课程。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在管理上受陛下督学处、教育与科学部以及地方教育当局的间接控制；没有独立的学位授予权，其学生从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或伦敦大学获取学位；由地方当局支付教育经费；实行全日制、三明治和部分时间制招生模式；以技术性课程和师资培训为主，重于职业培训；服务于本地区，以教学工作为主。这两种高等教育机构自成体系，平行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各自的功能。

　　尽管对二元制的实施褒贬不一，但它对当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英国高等教育二元体制的迅速确立源于当时的决策者对二元哲学思想的认同，而韦弗正是这种认同过程中的重要推手。

　　韦弗的二元哲学思想主要形成于批判罗宾斯报告的过程中，并在其成为教育部重要官员之后得以传播和实现。从60年代开始，韦弗倾尽全力致力于宣扬二元哲学，甚至在退休后还通过各地演讲的方式宣传二元理念。

　　（一）抨击罗宾斯报告以大学为核心的一元制高等教育体制

　　1963年颁布的罗宾斯报告除了建议扩招之外，还主张建立单一的高等教育体制，将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机构，其他学院通过逐步提升办学水平，逐步升级为大学。在大学至上原则的支配下，报告建议大学在高等教育扩招中承担主要任务，大学应有单独的管理机构。这种主张无形中抬高了大学的地位，而将其他地方学院降至次级水平，使两种教育机构的差距越来越大。韦弗对此给予了尖锐的抨击。他在一次谈话中集中阐述了罗宾斯报告的弊病。他认为罗宾斯报告关于大学招生的观点存在偏见。韦弗对罗宾斯报告在管理体制上拒绝地方主义、综合化和合作系统的三分模式、提倡“大学和非大学”之间的阶层划分、试图建立分管学校教育和大学教育的两个部门等观点一一进行了批驳。尤其对于罗宾斯关于技术学院通过升级方式成为大学的建议，韦弗明确反对。他认为，原先的技术学院本来在地位上就逊

　　于传统大学，如果将它们放在同一个高等教育系统中，无异于使两者的差距更加明显。高等教育的“同一系统将导致高级的技术学院拥有更加低级的地位，将使‘大学’和‘非大学’学院之间的区别更加明显。”因此，韦弗谴责罗宾斯的主张将导致高等教育系统内的极度不平等：“罗宾斯暗示大学提供高等教育部分中唯一上等的形式……任何自我尊重的高等教育学院都应要么尽力受大学的庇护，要么尽力合并或通过提升变成另一所大学，”这将使高等教育世界遭遇精神分裂症：“高等技术教育的主人要长期承受心灵的分裂，他们应尽力在大学之外建立高水平技术学院，（否则）学生因为得不到学位而在地位上受到歧视，或者它们应尽力发展这些学院达到可以提升为大学的程度，并改变它们本来课程很好、却在学术的环绕下失去更多实践价值和社会相关的事实吗？”他为50年代高级技术学院错误地发展成大学而遗憾，认为是制造了无休止的向上攀升的比赛：“我们在继续教育世界里设置了一场老鼠的比赛（“Rat-Race”），……我们说服地方教育当局投入大量资金和努力创建9或10所最好的学院达到大学水平”。如果在同一个高等教育系统内，在差别明显的不同高校之间，这种比赛将永无休止。

　　（二）主张教师培训学院和继续教育中的高级部分应该得到公平对待

　　1964月10月23日，韦弗向当时的教育国务大臣斯图尔特呈送了一份名为“非大学高等教育的未来”的文件。此文件的目的是向政府建议，“需要给教师培训学院和继续教育中提供高级课程的学院的未来制定公正的重要决定”。韦弗强调非大学部分的规模及对高等教育整体发展的重要性，并对沿袭罗宾斯的（老鼠比赛）方式提升学院的方法深表遗憾。他批评到：“技术教育并没有在罗宾斯委员会中得到很好地代表。……对委员会来讲，大学是一个高等教育学院应有的模型。”事实的确如此，罗宾斯委员会的成员中学术界人士占多数，非学术界人士几乎没有声音，而且学术界人士都来自大学界，没有一个成员来自技术学院。正如卡思维尔所言：“他们所熟悉和理解的大学模式对他们的影响实在强烈，以致他们对其他大学模式既不赞同也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学院是纯粹的职业学院……罗宾斯委员会提不出关于技术学院的清晰的发展路线，并从总的扩张中给它们合适的份额，教育部认为这是（对技术学院的）严重低估。”简言之，韦弗认为罗宾斯报告主张的一元制存在压制非大学高等教育的倾向，而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在未来将起到重要作用。罗宾斯委员会只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提出了有利于传统大学的建议，丝毫没有考虑后起之秀的生存状况。

　　（三）认为高等教育二元制能够克服大学与教育学院、技术学院之间的层次和等级差别，实现双方的平等发展

　　韦弗在质疑大学部分的大扩招能否取得一个“计划的很好并相互协调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二元思想。他认为，一元制根本无法解决两种高等教育机构的差距，应该寻找另一种模式实现两者的平等，二元制可以做到。如果改革能够立足于地方当局的地方团队、采取更激进的办学形式和课程模式、更自由的学院管理以及建立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学院可能得到更好的自治和自由。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地方学院应该停止寻求提升的漫长跋涉，政府停止实施升级政策，潜在的新大学的“名单”应该马上销毁。地方学院应在拒绝向大学提升的前提下确立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服务更多学生的目标，“致力于其最重要的任务，即变成综合性的组织以服务于更广泛的学生和不断增长的工业需要。” 韦弗认为，如果中央政府不从地方当局手中夺走高级技术学院，而是鼓励地方当局适当放权，让学院坚持自己的课程，获得与大学教师相同的薪水，利用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保证学位质量，成为一个公立性质的高等教育系统，它们必将能够提升自己的办学水平和层次，成为与大学平行的另外一个高等教育系统。相反，如果学院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不断改变地位以进入大学的行列上，千军万马挤一个独木桥，它们将难以获得对未来的真正信心，并最终导致高等教育机构的同质化、类大学化。

　　概言之，韦弗二元哲学的核心就是阻止地方学院与传统大学在同一个高等教育系统内发展，力图设计一种新的制度框架，为地方当局控制的技术学院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使之成为与传统大学相平行的、功能与大学相异的另外一个高等教育系统。这种思想正好与罗宾斯勋爵在《罗宾斯报告》中的主张相对立，两者的激烈博弈成为影响60年代高等教育决策的重要力量。

　　二、韦弗践行二元哲学思想的教育活动

　　韦弗是一位极富雄心的教育政治家，他不仅创立和丰富了二元学说，同时还倾尽全力在实践中加以推行。韦弗利用自己任职教育部高等教育处的有利机会，先后游说两位教育国务大臣接受其二元制思想，并极力推动二元制的实施。他始终站在地方学院的立场上，为后者赢得更多的自主权而努力奋斗。尽管后来的二元制遭到包括罗宾斯勋爵在内的一大批人士的反对，但是韦弗仍旧孜孜不倦地为这个理念奔波，在退休后依然致力于宣传和丰富这个学说。正是因为韦弗的执着坚持和捍卫，英国高等教育的二元制稳定地存在了２０多年，为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成长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游说克劳斯兰德发布两次演讲，迅速建立二元制

　　英国高等教育二元制建立的重要标志就是当时的教育国务大臣克劳斯兰德所做的乌尔维奇演讲和兰卡斯特演讲。乌尔维奇演讲首次提出二元制的概念，并解释了实施二元制的四个理由。兰卡斯特演讲进一步阐明了二元制的内涵，区分了两种不同的高等教育体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两次演讲成为实施二元制的前奏，1966年颁布的《关于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的计划》白皮书正式确定实施高等教育的二元制。

　　韦弗在工党上台后不失时机地向新任的国务大臣介绍其二元理念，他先后向斯图尔特、克劳斯兰德积极游说，导致斯图尔特于1964年11月初宣布，“政府同意大学与教育学院的关系应在学术方面通过建立‘教育系’而实现，但是学院不能在行政和财务上移交给大学”的结论，肯定了教育学院的地方属性。对此，罗宾斯勋爵提出过抗议，但是无济于事。1965年1月，年仅46岁的克劳斯兰德代替斯图尔特成为教育与科学部国务大臣。克劳斯兰德富有激情，希望在台上大展拳脚，并对韦弗的才能极为欣赏。韦弗积极怂恿克劳斯兰德推行高等教育的二元制，在他的极力推动下，1965

　　年4月28日，任职仅3个月的克劳斯兰德在伍尔维奇多科技术学院（Woolwich Polytechnic）给技术学院教师联合会作了一次演讲，首次阐述了二元制的含义。“一方面，我们有已经形成的所谓的自治部分，以大学为代表。当然，在这个层次上，我现在包括高级技术学院。另一方面，我们有公共部分，以优秀的技术学院和教育学院为代表，政府接受这个二元系统作为基本正确的系统，每一部分对整体做出属于自己的贡献。”在解释完二元制的内涵后，克劳斯兰德阐述了选择二元系统的四个理由：

　　“第一，（因为）持续存在一个对职业的、工作的和工业性高等教育课程的需求，……但大学不能完全满足这种需求，因此需要一个具有独立传统和形式的单独部分……第二，……如果大学有一个授予学位的“阶级”垄断，如果每一所获得高标准办学的学院可以自动加入大学俱乐部，那么剩余的公共部分将成为一个永远的穷亲戚……这必定对士气、对标准是有害的，只会产生不健康的老鼠竞赛的心理状态。第三，使高等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在社会控制之下，直接对社会需要负责，这是可以办到的……第四，……我们为什么不创立一个职业性的非大学部分，允许它授予学位，开展合适的研究生工作，拥有与那些大学一样的学习机会，开展一流的职业训练？在这两部分之间，我们希望……相互理解和在它们工作重叠部分的竞争。”这四个方面分别从满足社会需要、减少不良竞争、实现社会控制、实现院校平等等方面说明了二元制的合理性。克劳斯兰德斥责高等教育单一体制的势利：“我们非常希望让二元系统代替单一系统的概念，那种单轨体系是阶梯式的原则：大学在阶梯的顶上，其他学校在它之下。这种体系的特点就是鼓励展开连续不断的老鼠竞赛以争取达到大学这一顶峰……现在让我们抛开这种势利的对大学地位的等级制度的妄想吧。”伍尔维奇演讲遭到来自大学副校长及罗宾斯勋爵的强烈反对，引起很多误解和攻击，认为他默认了大学不必服务社会的传统。为了消除误会，进一步澄清二元制理念，克劳斯兰德于1967年1月又在兰卡斯特技术学院做了第二次演讲，进一步解释了二元制的内涵，澄清了实施二元制的目的是促进平等和共同发展，并没有否定传统大学对社会的服务功能。这两次演讲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虽然反对和抗议之声不绝于耳，但是在韦弗的全力支持下，二元政策如期实施。

　　（二）颁布韦弗报告，推动地方学院的管理自治

　　韦弗报告是一份争取教育学院自治权的报告，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自愿团体控制着大约１／３的教育学院，由中央政府直接资助，剩余的大部分由地方当局控制，资金来源复杂。当看到所控制的高级技术学院升级为大学，管理权被收归中央政府之后，地方教育当局非常担心又一次失去对教育学院的控制。所以，他们始终在捍卫对教育学院的管理权。但是对于教育学院的教师和院长来讲，情况正好相反。在40 年代的麦克奈尔报告（McNairReport）之后，教育学院与大学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种联系更多的发生在基层的教职员工之间，基于对大学教师地位的向往和学术自由，地方学院的教师始终是亲大学派。同时，当时地方学院的许多管理委员会是地方当局教育委员会的附属机构，院长没有多少真正的权力，因此，他们迫切希望脱离地方当局的控制。所以，在地方当局为防止脱离而积极游说的时候，基层的学院也在紧锣密鼓地表达自己的独立愿望。教育学院和教育系的教师联合会（Association of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of Education,ATCDE）开始抱怨地方上的官僚主义，如地方的官员比法律更权威、官员之间的分工使他们缺乏合作、学院在职员聘任上缺乏自主权等。更重要的是，地方教育当局与基础教育的学校联系更紧密，丝毫不考虑学院的需求，学院被对待得更象学校而非高等教育机构。与自治大学及即将成为大学的高级技术学院的职员状况相比，学院的职员感到非常委屈。教育学院和教育系的教师联合会的副主席于1964年2月向韦弗反映地方教育当局的“无知的和独裁的习惯”，同时向很多教科部领导诉说“地方教育当局在管理方面的可怕故事”。教科部的领导认为：“他们（教育学院和教育系的教师联合会）似乎认为如果他们与大学相联系，所有的经济和行政失败都会停止。”这些人“受过教育，也能够胜任其工作，但是缺乏想象力，并对地方教育当局的教育外行们持蔑视态度。”

　　不管怎样，地方教育当局与学院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于是，在地方当局的请求下，1965年1月教育部成立了教育学院管理的研究组（the Study Group on Government,SGG），教育部希望在学院管理改革上达成一致意见。研究组的主席为韦弗，研究组的代表来自教育部、地方教育当局、学院教师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in Colleges,ATC）和教育学院。1966年3月研究组产生报告，力求在学院的学术自由和社会控制之间找到平衡。

　　报告就教育学院的内部管理达成一系列规定。报告认为，学院的管理机构应该由地方教育当局、相关的支持机构、大学、院长和教师共同组成，这个管理机构在教育部和支持机构以及教育学院的支配下负责学院的整体运行；应成立学术委员会负责课程规划和学生的选拔；学院委任自己的职员负责学院的财务；会议的基本宗旨是给学院尽可能多的类似于大学的独立性，教育学院由此争取到更多的自治权。由于在讨论时各团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争执不休，所以他们被称为“一群脾气很坏而且非常固执的人”。但是，经过韦弗及其教育部下属的努力，会议终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克劳斯兰德对韦弗的努力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个“伟大的成果”，一个“杰出的成就”，作为对韦弗贡献的褒扬，将这份报告命名为“韦弗报告”（Weaver Report）。

　　三、韦弗：代言英国公共高等教育的成功教育家

　　托比·韦弗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他有思想，有主见，在教育实践中身体力行，并对自己钟爱的教育事业持之以恒。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私立高等教育大行其道的英国，韦弗勇敢地为当时还很弱小的公立高等教育代言，并克服难以想象的压力，成功扶持公立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壮大，这一点是韦弗最令人敬佩的。2001年６月13日的卫报对这位为公众的利益不懈奋斗的教育家给予了这样的褒扬：“韦弗从三个方面表现出他是一位不平凡的公共服务者。他拥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工作的经验；他深深地关注着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在退休后依然执着地为之付出。”对于韦弗的成就，卫报站在公众利益的角度，给出了非常中肯和富有深意的评价。从教育学的视角来看，韦弗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对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成长壮大起了重要作用

　　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前身为继续教育系统的技术学院和教育学院，由于英国重学术轻职业的文化传统，技术学院作为普通百姓的职业训练机构，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不入流的学校。这种学校不存在与大学竞争的群众基础和办学实力，韦弗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为技术学院的成长壮大搭建了制度平台，使它能够从容地积蓄力量，成长壮大。从韦弗的经历可以看出，韦弗以一个地方当局的教育官员起家，一生中的很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地方教育事业。韦弗是一个亲地方学院派，无论是多科技术学院还是教育学院，韦弗都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并亲自为这种学院争取像传统大学那样的自治权力和地位。高等教育的二元制就是韦弗的杰作，二元制在传统大学系统之外建立了另一种高等教育机构，这种体制将原先隶属于继续教育的技术学院和教育学院提升为能够授予大学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给予了它们能够与传统大学竞争的地位、职能和权利。二元制建立后，多科技术学院的力量迅速壮大，在７０年代传统大学因经费短缺而无法大量扩招时，多科技术学院乘机招收了大量学生，因此有学者评价到：“六十年代曾是大学发展的十年，而七十年代和预计中的八十年代是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发展的二十年。在1958到1968年间，大学中全日制学生数增加110％以上，而在1968和1978年间只增加了35％。……在七十年代，大学是静止的或缓慢发展的高等教育部分，而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则起了承担发展任务的主要工具的作用，这已差不多成为教科部的非正式政策。”二元制为多科技术学院的发展构建了有利的制度环境，才使得前者有能力与传统大学竞争，进而在90年代逐步实现了高等教育的一元制，与传统大学合为一个系统，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

　　（二）是英国高等教育机构分层的尝试者

　　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层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结果。随着高等教育机构的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高校必须确定不同的培养目标和功能定位，设定不同的发展方向。只有高校之间实施分层，为各种类型的高校划定生存的空间，才能实现不同高校之间的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如果没有分层，原本各种各样的高校都在一个标准和规范下发展，不仅可能造成高等教育系统的混乱和无序，引起不必要的恶性竞争，同时还容易使高校的特色退化，导致高校的同质化。二元制将英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按照高等教育的管理属性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不同级别的政府的权力范围，有利于为处于劣势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创造一定的

　　发展空间，并对传统大学形成一定的竞争态势。但是从现在看来，这种分层方式是片面的，也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层并不能完全根据院校所属的机构进行划分，而应该根据学校的发展和功能进行划分。事实证明这种划分不仅没有实现决策者的初衷，反而事与愿违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多科技术学院最终摆脱了地方当局的控制，效仿传统大学设立学术性课程，向着学术性大学的方向发展，产生了所谓的“漂移”和“趋同”现象。尽管如此，韦弗作为较早意识到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层问题的政府官员，其开拓性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二元制也在早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三）是一位比较成功的公众利益代言人韦弗不仅具备作为政府官员应有的沟通能力、组织能力和号召能力，同时也深谙为官之道，知道在适当的时候运用适宜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标。“韦弗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行政官员；他写过许多教育方面的著作，但是也不仅仅是杰出的教育家。他是一位认为行政和教育应该为个人服务，尤其是为那些努力改变自我的人服务的伟大的人。”作为地方院校的利益代言人，他不仅充分利用任教育部要职的优势，极力说服历届教育国务大臣采纳自己的二元制建议，同时还不失时机地亲自领导和组织各种活动来推动地方学院的自治和独立。教育国务大臣斯图尔特、克劳斯兰德都不同程度受到韦弗的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后来的撒切尔夫人。韦弗在说服斯图尔特的时候已经取得一些进步，之后在克劳斯兰德任职之时，成功说服后者在强烈的反对声中宣布实行二元制。紧接着，韦弗又亲手推出了韦弗报告，为地方学院的自治管理赢得更多的空间。退休之后，韦弗仍旧利用出席会议或论坛的机会大力宣传他的二元制思想。撒切尔夫人任职教育部国务大臣期间推出的主要文件《教育：扩展的框架》中继续肯定二元制，认为公共高等教育部分应该招收更多学生。

　　可以说，韦弗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官员，也是一位敬业的教育官员。他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其二元哲学思想，甚至不放过午饭聚餐时间。他的影响力深刻影响了其上司的主张，使得克劳斯兰德仓促之下就作出实施二元制的决定，后者在事后表示：这个政策几乎“是在他尚未考虑清楚时已被下属强硬推动的”，他认为当时的决策只是因为“他们（指克劳斯兰德的下属）尽可能希望政策被记录”。在这些下属中，韦弗就是最重要的一员。韦弗对二元制的推行如此重要，以至于有学者直接把二元制颁布后遭到以罗宾斯勋爵为代表的一元制派的攻击称之为发生在“韦弗与罗宾斯之间的论争”。韦弗在与大学阵营的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中成功战胜了后者，成为地方学院利益的代言人，一步步推动地方学院走向独立和自治。

　　四、韦弗：成功的教育家

　　韦弗的成功已经超出“代言公共高等教育”本身的意义，他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为我们深入思考一流教育家的标准提供诸多启迪。

　　陶行知先生1921年在其著作《一流的教育家》中指出：有三种教育家，第一种是“政客教育家”，第二种是“书生教育家”，纯粹搞理论，不懂实际，第三种是“盲行盲动的教育家”。他认为这三种都不是好的教育家，真正的教育家要具备两种精神，一种是创造的精神，创造新思想，新理念；一种是开辟的精神，勇于实践，敢于尝试。还有学者认为，一流的教育家应该具备四个条件，第一要立志，要树立远大的志向。第二要立功，要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没有实践的教育家，充其量只是教育理论家。第三要立言，要有自己的理论和见地。第四要立德，一流的教育家人格要高尚，用陶行知的话说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中国的陶行知、美国的杜威都可以称得上是一流的教育家。

　　且不说一流教育家的标准是不是有一个统一的公认的标准，上述观点至少说明，在当今社会，有志、有功、有言、有德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的必备条件。按照这样的观点，韦弗坚定地为公共高等教育服务，创立了二元制，并为之不懈努力，付出毕生心血，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不仅如此，韦弗的实践还可以为成功教育家的衡量标准再补充一条，那就是个人的影响力。即成功的教育家必须要有显性或隐性的决策权力和影响力。他或者直接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力或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说服决策者做出倾向于自身利益的决策，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教育主张和理念不至于被压制或者滞后。随着当今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教育理念的多元化，空洞苍白的阳春白雪式的教育理念已经很少被公众认同，其本身既不能应用于实践也没有应用于实践的机会，只有那些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念才能推而广之。因此，成功的教育家除了具备诸多条件之外，更应该与时俱进，采取更加积极的入世态度，争取更多的机会使自己的教育理念立足实践，并回归于实践。当今很多的教育家都出自大学管理或实践教学的第一线，而很多钻在书斋中闭门造车的专家学者们也开始深入基层的课堂教学，并且更加倾向于与政府的合作。这种积极入世的教育家才是真正能够书写教育历史、改变教育世界的中流砥柱。

　　参考文献：

　　［1］C.D.Godwin.The Origin of the Binary[J].History of Education,1982(2).

　　［2］John Carswell.Gouernment and The Universities in Britain:Programme and Performance,1960-1980[M].New York:Ch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3］W.A.C.Stewart.Higher Education in Postwar Britain[M].Basingstoke,Hampshire: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9:138.

　　［4］C.D.Godwin."A Most Cantankerous and Awkward Bunch":The Study Group on Government and Weaver Report(1966)[J].History of Education,2000(3):258.

　　［5］http://www.guardian.co.uk/news/2001/jun/13/guardianobituaries.highereducation/2010-10-11.

　　［6］（英）迈克尔·夏托克．王义端，译．高等教育的结构和管理［Ｍ］．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210．

　　（本文作者梁淑红系华北电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