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已从单项比拼转向体系较量。此种时代大势,使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愈发凸显。哪个国家能够在教育、科技、人才的协同融合中形成整体优势,哪个国家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赢得未来。正是基于对这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洞察,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专章阐述、一体部署,明确指出三者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这一前所未有的制度安排,标志着世界科学中心、人才中心、教育中心建设从各自运行走向系统集成。2024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目标和路径。这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宏观教育战略的演进路径。在第二次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两周年之际,本文回溯政策演进的历史脉络,审视实践探索的阶段性成效,力图在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中,系统阐释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并提出面向未来的路径建议。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理论逻辑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深刻把握三者内在关联、自觉运用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方法论指导实践的必然选择。
(一)创新三螺旋:教育科技人才的内在一致性
理解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理论逻辑,首先需要准确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三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并列或先后关系,而是一种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演进的“创新三螺旋”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每个要素都承担着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功能,又通过内在的逻辑链条紧密联结,共同构成了一个目标一致、功能互补的有机整体。
第一,教育是国家创新体系的起始环节,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教育是知识增值的源头,是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养成的摇篮。没有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就不可能持续产出高水平的创新成果,也不可能源源不断造就大批创新人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这么多人,教育上去了,将来人才就会像井喷一样涌现出来。这是最有竞争力的”。[2] 教育不仅承担着知识传承与创新的基本使命,更肩负着培养创新人才的根本职责。在整个“三位一体”格局中,教育是先导性、基础性的战略支撑,是科技发展和人才成长的战略前哨。
第二,科技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旗帜,扮演新质生产力转化枢纽的关键角色。如果说教育解决的是“知识从何而来、人才如何培养”的问题,那么科技解决的则是“知识如何转化为力量、创新如何驱动发展”的问题。科技是将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是将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竞争力的核心载体。当然反过来,科技发展也为教育改革和人才成长提供了实践平台和技术手段。科技发展既是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标准,也是倒逼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改进的强大动力。因此,科技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联结教育与人才、贯通知识生产与实践应用的关键一环。
第三,人才是贯通国家创新体系的主线,在三者中处于最核心、最活跃的位置。人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是教育活动的对象,也是整合各类资源、推动产业创新的决定性力量。“人才是第一资源”,这一深刻判断揭示了人才在创新活动中不可替代的根本地位。没有一流的人才队伍,再先进的教育体系也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创新能力,再充足的科研投入也难以产出颠覆性的创新成果。人才既是教育培养的结果,又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这种前后相继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撬动教育科技协同发展的关键支点。
教育科技人才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科技,科技反哺教育”的逻辑链条,形成了一个具有自我增强功能的“创新三螺旋”系统:优质教育培养出高素质人才,高素质人才推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成果又反哺教育变革。三者之间不是单向的线性传递,而是多向的交互促进。任何一环的短板,都可能成为制约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瓶颈。这是要求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协同推进而非分散部署的底层逻辑。
(二)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方法论基础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不仅有赖于对三者内在关联的深刻把握,更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系统观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支撑。[3]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事物的性质和功能不仅取决于其组成部分,更取决于要素之间的结构与互动。将系统观念运用于国家治理领域,就是要善于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在要素的协调互动中寻求系统效能的最大化。将教育、科技、人才从分散部署转向一体谋划,正是系统思维在国家治理中的创造性运用。应该说,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不是简单的政策集合,而是从国家战略高度重新审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使三者在互动中形成协同效应、在融合中释放倍增效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问题导向和坚持系统观念等“六个必须”上升为中国改革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事实上,国家任何重大战略的形成都有其深刻的现实动因。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任务,客观上倒逼教育、科技、人才从“各自为战”走向“协同联动”。长期以来,中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在治理体系上分属不同部门,在政策设计上各有侧重,在资源配置上相对独立,一定程度上存在“各管一片”的现象。这种分散化的格局在面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基础研究人才短缺等系统性问题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这些制约国家长远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揭示了三大领域必须协同联动、一体推进的战略迫切性。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发展阶段的中心主题。新质生产力依靠科技创新,其本质是创新驱动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不仅要求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而且要求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如果教育与产业需求脱节、科技与经济发展割裂、人才培养与实际应用错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就缺乏坚实的人才基础和科技支撑。因此,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生产力演进规律的必然选择。“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深刻把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理论逻辑,对于科学谋划发展战略、系统推进改革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政策演进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既是理论逻辑的内在要求,也是政策逻辑的演进方向。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战略演进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分散部署”到“一体谋划”、从“各自为战”到“协同联动”的政策发展主线。
(一)战略布局的形成:从分散部署到一体谋划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战略布局的形成,经历了由分到合、由浅入深的演进过程。
党的十八大至二十大前的十年间,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全面确立,“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这一时期,教育、科技、人才在政策体系中虽然已受到高度关注,但总体上分属不同的政策板块和治理体系,各自沿着相对独立的轨道运行。教育归属社会建设领域,其政策聚焦于公平与质量的双重提升;科技归属经济建设领域,其政策着力于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人才归属党的建设领域,其政策侧重于引才育才用才的制度建设。三者在顶层设计上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战略联动。事实上,这一阶段的历史性贡献在于,它为后续的一体推进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使得分散部署所带来的“各管一片”问题在实践中逐渐显现,从而催生了从全局高度统筹推进的现实需求。
党的二十大之后,教育科技人才系统集成逐步成为共识。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系统整合,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一制度安排标志着教育科技人才从政策层面的简单叠加走向了系统集成的新阶段。在“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旗帜下,国家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三大战略有机贯通,从顶层设计上确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推进的基本框架。此后,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将改革的方法论从单项突破升级为系统集成,强调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推进、形成合力。2025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十五五”时期“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4] 应该说,这标志着协调三大战略从理念共识走向了制度建构。至此,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战略布局基本成形,政策体系日趋完善。
(二)政策工具的协同:体制机制改革要点
伴随着战略布局逐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部署也依次展开,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
第一,教育体制改革聚焦增强教育体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能力。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交汇点,高等教育是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是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引导各类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突出特色和优势;二是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使高校学科建设从学科逻辑转向支撑国家战略;三是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在新兴领域和交叉前沿抢占人才培养先机。[5] 这些改革举措的核心指向,是让高等教育真正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和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的主阵地。
第二,科技体制改革聚焦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一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明确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国家实验室的差异化定位与协同化布局;二是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的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这些部署旨在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宽广的舞台。
第三,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聚焦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一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二是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更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员待遇;三是深化人才评价和收入分配改革,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逐步建立激发创新活力、知识价值导向的薪酬制度。这些改革举措共同指向一个目标:让各类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政策的生命在于落地生效。战略布局的完善和体制改革的深化,最终要落实到政策协同的实践之中。为此,一是在规划衔接层面,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探索同步编制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规划和专项实施方案,通过规划目标的相互衔接和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努力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二是在资源统筹层面,要统筹财政资金、科研平台、师资力量等关键资源,探索建立跨领域、跨部门的资源共享机制,力求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关键的地方,提升系统整体效能;三是在评价联动层面,要着力构建涵盖教育贡献度、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人才成长率的综合评估框架,推动“一评多用”,避免多头评价、同时评价、交叉评价带来的资源浪费和导向偏差。尽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政策已经逐步展开,但总体来说,改革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集中体现为理论共识多、落地见效少,点上突破有、面上推广难。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现实挑战与改革路径
(一)现实挑战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既是国家战略的既定方向,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尽管近年来在顶层设计、体制改革和政策协同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从战略蓝图到落地见效,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现实挑战。
一是体制壁垒未突破。教育、科技、人才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在现行治理体系中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目标偏好、政策工具和资源渠道。这种“条块分割”的格局虽然在各自领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面对需要跨部门协同的系统性任务时,往往暴露出协调成本高、政策衔接难的问题。一方面,规划衔接和政策协同难以落地,教育规划可能未能充分预见科技发展的前沿需求,科技规划可能未能充分考虑人才培养的周期性规律,人才规划又可能未能有效对接教育供给和产业需要。另一方面,更为突出的问题是资源统筹的缺位。教育经费、科研经费和人才经费分散管理、多头投入,缺乏统一的战略规划和统筹调配机制,使得有限的财政资源难以集中投入到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力的重大项目和关键领域。这种“各管一片、各花各钱”的局面,不仅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更削弱了国家在关键领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成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从理念走向实践的最大堵点。
二是结构性矛盾凸显。社会岗位空缺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彰显人才供需错配。一方面,大学毕业生规模持续扩大,就业压力逐年增大;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沿科技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线却面临“招不到人”“用不上人”的困境。这种供需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源于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不高,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相对滞后于产业变革的节奏,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受制于传统学科目录体系和资源配置格局,难以及时响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对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基础研究人才的短板。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但长期以来基础研究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瓶颈。
三是评价改革不到位。破“五唯”立新标是近年来教育评价改革和人才评价改革的重要方向,旨在打破以分数、论文、职称、学历、奖项为标准的单一评价框架,引导人才评价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然而,“破”之后如何“立”,仍然是一个尚未完全破解的难题。基础研究具有探索性强、周期长、成果形式多样等特点,需要建立差异化评价标准和长周期支持机制,但现行评价体系在这方面尚显不足,短期化、数量化的评价导向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难以有效支撑基础研究人才的潜心攻关和长期积累。此外,人才“帽子”异化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很多单位不尊重人才但尊重人才“帽子”,人才“帽子”与资源配置、绩效工资直接挂钩。这种异化不仅扭曲了人才评价的初衷,也加剧了学术界的浮躁风气和短期行为,使有限的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帽子”人才,而大量有潜力的青年人才和创新团队难以获得应有的支持。
(二)改革路径
针对当前体制机制壁垒、结构性矛盾与评价改革不到位交织叠加的复杂局面,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以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为保障,加快形成三者协同发力、良性循环的一体发展新格局。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构建一体推进的治理体系。教育、科技、人才分属不同治理体系,要实现深度协同,首先,要在制度架构上建立起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这要求建立健全跨部门常态化协作机制,在规划编制、政策制定、资源配置、评价监督等关键环节实现全链条对接,打通“各管一片”的制度壁垒,切实解决规划衔接和政策协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其次,要积极稳妥推进一体改革综合试点,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高水平人才高地和有条件区域,在科研管理、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方面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以点带面推动一体改革向纵深发展。最后,要充分发挥法治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领域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将一体推进的理念和机制纳入法治轨道,使改革于法有据、行稳致远。
二是以教育为先导,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教育是整个“三位一体”格局的根基,没有高质量的教育体系,科技创新和人才成长都将成为无源之水。首先,要分类推进高校发展,明确各类高校的发展定位,引导其在不同的领域和赛道上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形成多样化、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格局。其次,要以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建立健全学科设置动态调整机制,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推动学科结构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最后,要积极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深入实施“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完善早发现、早选拔、早培养的长链条培养机制,让更多具有创新潜质的优秀人才在关键阶段获得精准支持和系统培养。
三是以科技为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是联结教育与人才的桥梁,也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首先,要进一步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的作用,引导高校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其次,要建立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推动重大科技项目、重要平台基地和关键人才队伍实现一体化部署,支持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深度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全过程,让科技创新的实践场景成为人才培养的生动课堂。最后,要着力打通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堵点,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强化校企科研合作,搭建协同转化平台,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顺畅衔接。
四是以人才为保障,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整合教育和科技资源、推动创新实践的根本力量。首先,要着力壮大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加大力度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等关键队伍,形成战略人才的梯次配备和系统布局。其次,要完善青年创新人才支持机制,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等方式,为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支持他们挑大梁、担重任,在科研一线快速成长。最后,要持续深化人才评价改革,坚持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坚决破除人才“帽子”与资源分配的过度关联,让人才评价回归创新贡献的本质。同时,要健全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建立激发创新活力、知识价值导向的薪酬制度,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让创造价值的创新人才获得应有的回报。
五是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形成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格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以系统观念打造创新生态。首先,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作风学风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其次,要深化对外开放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加大海外优秀人才引进力度,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和人才中心。最后,要建设国家层面的教育科技人才供需对接平台,建立基于职业分类的人才数据统计和产业人才供求监测体系,健全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使人才培养的规模、结构、质量更加精准地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和市场需要。
结语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强化系统观念,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互动规律,通过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展望“十五五”,我们必须以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突破口,着力打破部门壁垒、打通制度堵点、破解结构性矛盾,加快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新格局。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习近平.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J]. 求是,2026(12):4-10.
[3] 周光礼. 宏观教育学建构的理论渊源与未来图景[J]. 教育研究,2026(8):78-90.
[4]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6.
[5] 中共中央、国务院.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OL].(2025-01-19)[2026-08-07].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501/t20250119_1176193.html.
作者: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评价研究中心主任、吴玉章讲席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
初审:张 娟
审核:吴素华
管理员:张静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