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委员：高校“双一流”建设须长远规划：“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国家在实施建设过程中，不能仅按照高校现有水平进行遴选和支持，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进一步优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立足办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角度整体考虑、长远规划。”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建言“双一流”建设。我国地方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的95%以上，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主力军。它们有的是特色鲜明的行业大学，有的在长期服务地方建设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和专业。应支持它们发挥特色，实现高端突破，实现创建世界一流的目标。娄源功建议，“双一流”建设是个系统工程，除了要考虑高校自身发展之外，更要考虑高等教育在服务、引领区域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建议国家从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角度考虑，把一些历史悠久、社会声誉好、办学实力强且特色鲜明的地方高水平大学纳入支持“双一流”建设行列，加大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度。（中国教育报记者余闯采访整理，《中国教育报》2016年03月05日）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李光宇：贫困生免费上大学纳入教育精准扶贫：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李光宇今年提议，“十三五”期间，国家可考虑将普通高中教育纳入免费教育，同时将贫困生免费就读大学纳入教育精准扶贫的范围。在李光宇看来，现阶段，由于普通高中仍实行收费政策，部分热点高中因竞争激烈，还会相应产生数额不小的“择校费”、补课费等隐性支出。这给一些贫困家庭的学生，特别是农村初中毕业生带来更大的负担。“如果以法律形式保障高中阶段的免费教育，使来自不同经济水平家庭的农村孩子能和城市孩子一样，享受相对公平的教育。”李光宇认为这实际上也是对许多经济困难家庭的一种帮扶。李光宇还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贫困生免费就读大学，这是他今年两会要呼吁的另一件事。李光宇在调研中发现，目前高校大部分专业学费都在每年5000元左右，医学、艺术等专业则更高，住宿费大部分为每年1000元。而2015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1422元。“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贫困家庭而言，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已远远超出了其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甚至个别地方还出现了因教育致贫或返贫现象。”李光宇说。“河北省从脱贫攻坚的角度，计划自2016年秋季学期开始，对全省公办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普通高校（不含独立学院）就读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免学费、免住宿费、免教科书费，享受国家助学金等政策。”李光宇说，2014年时，河北省地方财政收入位居全国第11位，“河北能做到，意味着许多地方也不难实现！”（中国教育报记者柯进、刘博智采访整理，《中国教育报》2016年03月07日）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提升质量是高教发展的核心任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断深入，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心已经由数量扩张转变为质量提升。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是高等教育的两大使命，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必须从这两点出发，深入院校内部，优化结构，凸显特色，不断增强服务经济社会能力。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培养适应全球化竞争的拔尖创新人才。本科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一流的本科教育。南京大学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高校的根本任务，探索的“三三制”人才培养新方案于2014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学校将继续深化改革，实现本科“三三制”、硕士“二三三”、博士“四三三”的贯通衔接；发展创新创业教育，打造“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着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提升批判和质疑的思维品质；加强课程建设，以优质的课程体系串联人才培养各个环节，实施课程改革“十百千工程”，打造紧跟前沿、学科交叉、本硕贯通的课程平台。提升科学研究质量，引领创新驱动发展。面对知识经济变革的挑战，我国科学研究必须完成从论文导向跟踪研究到问题导向原创研究的根本转型。“十三五”期间，南京大学将启动科技创新“十百千工程”，通过一批以认识客观世界基本规律、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为驱动并能够彰显学校研究特色的科学问题和项目，助力国家科技创新。（中国教育报记者李薇薇采访整理，《中国教育报》2016年03月07日）
南开大学教授侯欣一：标志性大学校园应加强保护：近年来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十分重视，高校新校区建设此起彼伏。然而，一些建设新校区的大学迫于财务压力，要么将原有的老校区转让搞商业开发，要么出租改用途。承载着历史文化的老校区被一点点蚕食，令人忧虑。对毕业生来说，老校园寄托着深厚的情感；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老校园传递出对文化的追求、对知识的坚守。我建议：国务院应尽快制定《标志性大学校园保护条例》，一是明确标志性大学校园的评定标准。可考虑的因素包括历史悠久、校园优美、学校具有特色等；二是申报评定程序。可考虑自愿申报和主管部门推荐两条路径，由教育部负责评定；三是授牌和悬挂；四是明确保护内容，完整保护老校园的空间及建筑，并规定在标识牌上公开标明校园的四至范围、一般不得搞商业开发、重要建筑不得拆毁，由所属学校加以使用和维护。（光明日报记者陈建强采访整理，《光明日报》2016年03月11日）
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包信和：科技成果转化需多管齐下：近年来，我始终关注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并呼吁科技成果转化需多管齐下。近日，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我在煤气化直接制烯烃研究中取得的重大突破性成果，我们正力争尽快将这一原创成果转变为真正的生产力。我在调研中发现，科技成果转化难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少研究者的课题并未真正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以及经济社会重大需求，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脱节，也就是在供给侧存在问题；受成本、转化风险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因素制约，企业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不足；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导致研究中关键步骤突破多，配套研究相对少，成果整体性、系统化欠缺，不易直接进行转化等。我们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认为科技成果要先做出来并完善后再去寻求转化。事实上，如果能够实现科研的供给与需求相同步、相吻合，就不存在所谓转化问题，成果产出即可直接投入应用。因此，应当实现科研机构与企业的信息对接，即科研人员要面向企业实际需求，并在每一个研究环节与企业保持沟通协调，不断完善成果；企业自身的研究部门也应打通各环节，尽早介入到研究过程中去，协助科研人员增强成果的应用性和系统化。与此同时，国家也要发挥桥梁作用，通过设立风险基金，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降低市场主体的创新风险，保障其合法权益，从而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光明日报记者王琎采访整理，《光明日报》2016年03月12日）
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扩大高校用人权实行编制备案管理：“按照高校合格办学标准生师比18∶1的标准，安徽省教育厅所属的32所普通高校专任教师缺编近万名。”日前，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认为，应创新高校编制管理和使用方式，畅通高校高水平人才引进渠道，激发高校教职工活力与潜能，实现人才合理流动、优化配置，促进高校内涵发展。李和平建议，逐步创造条件，扩大高校的用人管理自主权，对所有高校探索不再纳入编制管理，实行编制备案制管理；对现有编内人员随自然减员逐步收回编制，实行编制备案制管理人员享受与编内人员同等社保政策和待遇。（中国教育报记者余闯采访整理，《中国教育报》2016年03月12日）
河北农业大学校长王志刚：建议河北省与教育部共建高水平学科：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农业大学校长王志刚提出支持河北高校建设省部共建学科的建议。王志刚认为，应在河北省重点高校实施高水平学科平台建设，即在河北省与教育部共建的6所重点骨干大学中，筛选水平相对较高、与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紧密的学科，实行与教育部共建，建设经费由教育部与河北省共同分担。以研究教学型学科为目标，5年一个周期，争取进入国家一流学科行列。王志刚建议，一是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规划，由教育部具体指导，河北省政府具体抓落实；二是学科数量以30个左右为宜，每个学科5年建设经费1亿元左右；三是出台具体政策鼓励京津高校、科研单位专家到平台工作；四是纳入此计划的学科，全部纳入本科一批招生。（中国教育报记者曹曦采访整理，《中国教育报》2016年03月12日）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制定实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行业企业参与是职业教育的鲜明特色，也是国家的一贯政策。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研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有关法规和激励政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指出，目前，企业积极性不高、参与程度不深，学校“一头热”问题比较突出，合作不规范、影响育人效果甚至侵害学生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在于国家尚未出台专门法律法规，各省、区、市也普遍缺乏相应制度。“鉴于职业教育法修订周期较长，而校企合作需求迫切，建议尽快启动制定实施国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钟秉林委员建议，要发挥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重要主体作用，给予企业办职业院校与公办职业院校同等的法律地位，运用税收减免、金融支持等手段，明确支持企业参与和举办职业教育的激励政策。“此外，还应推动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学校教学改革，引导行业企业参与教学过程。大中型企业应有相应机构或人员负责对接职业院校，设立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岗位。”钟秉林委员强调，要深入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赋予学徒学生和企业准员工双重身份，并享受相关待遇和福利，推进校企一体化育人。钟秉林委员还指出，开展校企合作的职业院校和企业，须签订双方协议等法律文本，制定管理和考核办法，保障学生、教师、企业员工等各方权益。职业院校教师和学生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开发、产品设计等成果，可依法在企业作价入股。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开发的具有专利资质的产品，可参照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给予相应支持。（光明日报记者晋浩天采访整理，《光明日报》2016年03月13日）
北京理工大学原党委书记郭大成：用制度创新助力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要想做好衔接，关键是机制。机制的核心是利益共享、合理分配。企业以经济效益为中心，高校以社会效益为目标，合作各方利益目标不一致，必然出现成果转化不顺。企业应该更主动从需要转化的科技成果中发现经济价值，高校也应该改变只看论文和获奖，忽视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的评价体系，在机制上把技术的发明者——教师纳入产学研合作链上，变“产学研”为“产学研师”，打造促进创新的“利益共同体”。打破体制机制关卡，则需要科技体制改革挺进“深水区”。关键是要进一步下放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有关部门这几年连续出台不少改革举措，特别是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在法律层面保障了高校和教师的责权利。但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各部门要求不一，新老办法冲突的现象。高校能否用科技成果出资创办企业？科技成果一旦投资形成股权，是否还要遵循原有的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放权要全程，治理要系统，尽快统一安排改革细则，否则前面放了，后面用旧办法管，定会束缚创新的脚步。（《 人民日报 》 2016年03月14日）
中国科协副主席程东红：应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建设创新型国家，仅仅普及科学知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全社会培养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形成鼓励原创、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程东红建议，应大力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厚积创新驱动发展的土壤，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是首位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普及科学知识’，这对于推动创新发展至关重要。同时，科学精神的弘扬也不应被忽视。”程东红代表认为，科学精神是科学界在探索自然、发展科学技术过程中构建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是一种理性务实的态度，是基于科学知识而形成的文化价值。强化科技创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提高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需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如何弘扬科学精神？程东红代表建议，学校的科学教育不仅要传授学生知识，还要让学生了解这些知识是怎么来的，知识体系是怎样发展的，从而培养学生主动从实践中验证的精神和态度。同时，国家在发布一些重要的科技创新成果和应用时，要突出宣传背后的探索和创新精神，让公众了解科技工作者创新的勇气从何而来，灵感从何而来。（光明日报记者刘江伟采访整理，《光明日报》2016年03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