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科技文化是我国先民在与自然长期交互作用过程中的智慧结晶，拥有以天算农医为代表的知识体系和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系统，富含深具中华文化特色的组织管理经验、科技方法和思想内容。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科技文化同样需要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一

　　传统科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侧重对原有基础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重在深入系统地挖掘其对当代社会仍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的内容，以服务于今人。尽管实证科学的主体间性赋予了自然科学知识以普遍性品格，但特定的科学家总是成长于特定文化环境之中，具体的科学实践总是展开于具体时空背景之下。因此，虽然对我国而言，实证科学主要是外源型、植入型的，但只有真正把握传统科技文化创造性转化之要义，在中国本土孕育和培养丰厚的科学文化土壤，才有可能涌现出顶尖科技人才和科技成就。

　　中国传统科技文化从知识器物、体制机制和思想精神等不同层面反映着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维结构和行动模式，影响着后人的科学实践活动，并形成了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文化影响力。对这种文化影响力的明确认知，是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前提。关于这一点，即使被胡适称为欧化最深的地质学家的丁文江也早有认识。在《重印〈天工开物〉卷跋》中，丁文江一口气列举了该书重观察、富有创作精神等五个方面的价值，批评当时的人们“学工者未尝知固有之手艺”，强调对传统科技文化认识与传承的重要性，否则“旧日之生产未明，革新之方案已出，故无往而不败”。

　　事实上，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价值在现代科技中也多有体现。例如，作为中国传统科技文化有形载体的天文观测记录，对于认证蟹状星云是金牛座超新星爆发遗迹起到了重要作用。再如，丝绸、瓷器、漆器等传统工艺精品，所承载的心手相合、人物一体、技进于道的精神诉求，正是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价值内核。

　　实现传统科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正是要在整理和传承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要言之，有两个方面需得到重视：

　　其一，要还原传统科技文化之本来面貌，否则所谓的传承发展都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例如，被学人称为古代科技文化复兴的乾嘉汉学，几代人孜孜以求的重要工作就是校对、辩伪和辑佚传统科技，他们的考证工作在正本清源、去伪存真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科技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基础。在现时代，我们可以借助数字化、影像记录等方式，推进传统科技文化形式上的创造性转化以实现永续留存。

　　其二，将传统科技文化中的经验性知识转化为理论认知。中国古人关于外在世界的认识与实践往往以个案形式呈现，这是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其显著缺陷之一，不利于人们掌握其规律，认清其本质。譬如，提炼和总结都江堰、渠首等古代大型工程中深含的整体性与复杂性科技思维，以及在工程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管理经验与知识，对我国当下推动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不乏借鉴意义。

　　二

　　传统科技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着重强调丰富其内涵、拓展其外延，在原有机体上注入先人受时代限制未能孕育出，但确是现代文明所必需的因子，开出适应现时代及未来科技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传统。毛泽东曾提到，“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作独创性的努力，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这番话就包含着要运用先进理念和创新手段发展传统科技文化的要求。

　　罗素说过，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文明进步的里程碑。这个观点无疑是对人类科学发展历程的总结。古希腊科学汇集着古巴比伦、埃及、波斯、印度的科学成就；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近代科学，除继承古希腊科学文化资源外，还吸收了中世纪阿拉伯乃至中国、印度的科学文化养分。中国传统科技文化，也不单是千百年的内生延续，而是在中西科技文化碰撞、冲突和调试中逐渐形成的。可见，科技文化绝非一成不变，其需要在批判反思和文明交流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从而为将来开启一个既遵循科技普遍发展规律又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的科技文化传统。

　　伴随本土化实践，有关中国传统科技文化与现代科技之间的融合创新出现了一些成功探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吴文俊院士借助计算机，吸收我国宋元时期数学领域将几何问题转化为代数方程求解问题的方法，以及建立多项式运算法则和消元法等代数工具，成功实现了机械化证明平面几何定理。在国际机器证明领域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穆尔称：“吴文俊之前，机械化的几何定理证明处于黑暗时期，而吴文俊的工作给整个领域带来光明。”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则是中国传统科技文化融入现代元素对世界科学作出的直接贡献。让中国传统科技文化中综合性、非线性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方法和观念在人类未来发展历程中发挥出更大作用，正在成为一个国际科学界的热门话题。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而“中国贤者没有走上这两步”。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在现时代欲发挥更大作用，除尊重自身传统，还需借鉴西方逻辑、理性精神以及实验精神，实现融会贯通。吴文俊、屠呦呦无不是在接受和熟知现代科技方法、理念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科技文化创新性发展的。

　　毋庸讳言，我国历史上，尽管不乏直面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生动实践，但科学活动并未能成为一种主流形态，这与时代的体制机制支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主流职业观、人生价值观等密切相关。在这方面，科举制度无疑起到了负面作用，严复就曾批判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并提出了“治学治事宜分二途”的在国家系统与学术系统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的解决方案。实现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创新性发展，需要着力构建保障科学共同体内部以及科学共同体与社会文化体系之间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

　　中国传统科技文化作为一种既定存在，构成了今天科技现代化的历史背景，是我们前进的基础和阶梯；同时，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今人的文化主张和科技实践必将影响科技文化的未来走向。因此，我们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传统科技文化生命力，孕育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型文化形态，为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中华民族的新贡献。（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